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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次韵徐积》中说：“但见中年隐槐市，岂知平日赋兰台。”所谓的槐市，典故相传是西汉长安绿茵浓密的槐树林中读书人聚会、贸易、互易互市之所，也是中国书籍售卖的早期场所。后来随着太学的解散，槐市随之消失。然而，在日后天地悠长的岁月中，图书市场以“书林”“书局”等名目活跃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
藏书是民族的血脉
如果说“书的前半生”是写书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认识和思考的凝华，那么“书的后半生”就脱离作者，成了读书人和藏书人的事情。书籍一旦流转，不管是抄本还是印本，就不再只是个人的感知，而化身千百，成了知识传播的过程，成了社会的力量。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书籍稍有不慎就会失传。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坦承国图真正够善本级别的书籍仅有两万种，其中还有许多是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剔除这一因素，真正具有文献价值的古籍不足五千种，远不能涵盖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浩瀚文献。《韩非子》《管子》《荀子》引用许多如今已不可见的书，甚至连名列“六经”的《乐经》也敻不可见。《尚书》亦如此，若无孔府鲁壁夹层中的藏书，也在焚书坑儒中失传了，而因传承中的断裂，《尚书》重现后引发的今古文之争扰攘了近两千年。
书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典，是法制与人文精神之所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书籍都是最早的收藏品类之一，而且也被供奉得最高。亚里士多德讲世界七大奇迹，其一就是亚历山大图书馆；考古发现两河流域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保留大量楔形文字文献；考古发现死海地区古代以色列文明的羊皮书……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间，书籍已经成为各地文明的共同收藏。
藏书是民族的血脉，书籍会告诉你从哪里来。当然，考古发现也会告诉你从哪里来，但那是被动、无意识、必须通过科学分析才能知道的，但书籍却主动而有意识地告诉你，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天禄琳琅的流转故事
除了其本身具有的价值，一部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历许多故事，故事增添其文物价值。文物本身价值可用标杆去衡量，故事的价值却无法衡量。
乾清宫东边的昭仁殿曾是乾隆皇帝的藏书重地，乾隆亲书匾额“天禄琳琅”。乾隆秉承了康熙以来的文化喜好，他的藏书精华基本都在天禄琳琅。乾隆六十年传位于嘉庆皇帝，嘉庆二年，乾清宫的小太监在处理炭火盆时引发大火，一路烧到天禄琳琅，里面的藏书均付之一炬，基本没有流传下来。
其时乾隆仍在世，书一烧掉，嘉庆皇帝觉得脸上无光，召来大臣重建天禄琳琅。但大殿可以重建，古籍却不能再造。嘉庆下令在宫中四处翻找，重汇了几百部宋版书，堆到天禄琳琅。当时为了应付此事，将很多明版书、清版书冒充宋版混入其中。
清朝灭亡后，逊帝溥仪偷书偷画，以赏赐溥杰方式将文物盗出宫，首先盗取的就是天禄琳琅里真真假假的宋版书。溥仪盗走这批书后来跟着他到了伪满洲国，1945年溥仪逃离长春时又陆续散出，其中一些到了一个高级将领手中。
笔者一次拜访这位将领的后人，看到遗存下来的天禄琳琅藏书，当即判断这是当年嘉庆皇帝和他的臣子们混进宋版书里的清版书。但尽管版本、品相与当时其他通志堂刻本无甚区别，但因附加如此多的故事在里面，在拍卖市场上的价值翻了数十倍。附着在古籍上的文化故事已经让它发生了蜕变，甚至让它成为了重要文物。
除了天禄琳琅，《槐市书话》里还有许多曲折动人的藏书故事，如顾氏过云楼藏书、陈寅恪先生藏书、劳权抄本《松雨轩集》、宋刻《五灯会元》、元抄本陶叔献辑《两汉策要》等。书籍本身会制造和创造精彩故事，但笔者并没有在这些传奇上肆意渲染，而是凭借严谨的历史训练和专业考证，不动声色地一一铺陈，并且关注其背后的社会历史问题，数十年的心得最终汇聚成这本《槐市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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