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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其后的历史时期，亚欧大陆各文明区域的不同文化成果几乎都是通过天山完成交流的。其中，因贸易关系在进入该地区后，被逐步接受或扩大影响。这样的文化交流从未停下过脚步，而是马不停蹄地一直奔向东亚文明核心区——中国。反向也同样如此，来自东方中国的文化和丝绸等诸多珍贵时尚高档物品也源源不绝地经天山向西运送。
从事商贸活动的并不只限于绿洲居民，草原游牧人群也非常重视商贸。二者都与东亚中国、南亚印度、中亚各绿洲、伊朗高原、西亚两河流域以及非洲、欧洲来往密切。虽然如此，天山并没有隔绝山南山北的各种沟通来往。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塞种（斯基泰）、匈奴、突厥等游牧人群和西域诸绿洲小国进行各类活动的情况。作为中亚两种自然环境天然界线的天山山脉，对山北的游牧民族来说起到了将其政治势力推向东方和南方的作用，而对山南的绿洲民族来说则是通向东方、北方进行贸易的道路。
此外，天山山脉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作用，那就是引导草原游牧人群流入绿洲，并使其转变为绿洲农业居民的作用。从天山北部迁入绿洲地带的游牧人群会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而隔着这座山脉游牧的人群却鲜有改变。天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都是绿洲与游牧两种社会生活形态的分界。
在天山山脉的庇护下，数千年来亚欧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天山南北农耕、游牧两种社会生活形态的交互影响得以持续。实际上，亚欧大陆东西交往以及中亚南北往来都依赖于天山，它是古代亚欧大陆所有交通通道中最大也是重要的枢纽型“十字路口”。
沿天山山脉展开的亚洲腹地作为连接亚欧东西方的通道，还可以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区域。这个区域犹如人体动脉把古代的中国、阿富汗、印度、阿姆河和锡尔河地区、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连接起来，并使其相互依存地发展起来。另外，它还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出现在这个地区的来自不同文明区域的文化，或经民族迁移（包括战争），或依靠商队等传播至东西方各地。所有这些在影响其他区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而改变着自身。
天命观与天山
中国古代哲学中把天当作神，天能致命于人，决定人类命数。“天命”说早在商代就已流行，迄今至少有四千多年的流传历史。《小戴礼·表记篇》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从古器物发掘中所见到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来看，“受命于天”的刻辞不只一次出现。如大盂鼎铭文：“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这件鼎是西周早期的，推断是康王时期，明确表达了天命观。当然，与天命观关联的还有早期中国的天地崇拜观念。
产生于古代中国的天命思想，在丝绸之路这样的亚欧大陆全区域文化传播交流吸收的历史过程中，很早就影响到了西域。在天命观念的影响下，西域和北方草原地带很早就出现了“天”的崇拜观念，《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诸如“孤涂撑犁单于”（大天子）一类的名称数量极多。
天山这个名称，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返。”《汉书》卷六《武帝纪》，把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定于天寒二年（公元前99年）夏五月。
天山还有别的名字。魏王泰《括地志》记载：“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罗曼山，在伊吾县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隋书》卷84《西突厥传》记载：“（处罗可汗）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曼山”；《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伊州伊吾县条目中有：“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呼析罗曼山”；敦煌文书《沙洲伊州地志残卷》伊州柔远县条目记载：“时罗曼山县北四十里。按《西域传》，即天山。绵亘数千里”；此外，还有“祁连山”、“贪汉山”等名。
析罗曼山、折罗曼山、时罗曼山、祁连山、贪汉山、腾格里山等天山之名都是音译，均是古代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天”之词“Tangri”，即天命观中受命于天之天，是中国古代文化精髓在西域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与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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