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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民居、街区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似乎总是与城市更新改造存在矛盾。老北京有谚云，“有名的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胡同、四合院是老北京的名片。数据显示，清乾隆时期，北京的四合院总量多达2.6万多处，而到2012年，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造成的改变和损伤，形制较完整的仅剩1000多处。
如今，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整治“拆墙打洞”行动的背景下，怎样才能既保持北京城独具一格的胡同肌理和民居特色，又能真正做到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带动社会进步，从而实现城市的有机更新与和谐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不久前，在由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主办的北京国际设计周上，记者发现，如今在北京大栅栏、白塔寺等老胡同集中的地区，旧城更新改造已经在设计师、非遗传承人、当地居民等主体的广泛参与下，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和创新思考，也为其他城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了启示。
规划性破坏，伤害了传统、记忆和乡愁
北京前门大栅栏茶儿胡同8号，一棵老国槐尽情地舒展着高达数米的树冠，树干粗壮到两个人都合抱不住。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这里曾居住着12户人家，大杂院中充斥着违建厨房，居家生活基础设施严重欠缺。
“这里本没有卫生间、厨房，无法洗澡、做饭，居民生活极其不便。2012年之前，每户人家都在院子里加建了小厨房或杂物间，使得本来就不宽敞的空间变得更加狭窄。”家住斜对面的海德亮大爷直言，在整个大栅栏地区，诸多狭窄胡同和老旧四合院的面貌基本都是如此。
老北京四合院，大多是独门独院，随着历史变迁，四合院中的一户家庭变成几户，四合院逐步变成“大杂院”。服务于一家人的设施和空间变得不够用了，大家都尽可能地占用更多空间，加盖厨房、库房等。胡同内，自行车、杂物逐渐堆积，公共空间越来越狭窄，“胡同里真要是发生个火灾之类，人进不去也出不来。平时孩子玩耍的安全也无法保障。”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四合院居民马德馨说。
如今，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长期生活在大杂院的居民，对生活环境的认同度逐渐降低。
“如果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对四合院失去了感情，那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的四合院，就真的成了‘不好的’和‘多余的’了。”致力于青龙胡同改造的设计师马晓威讲道，基于这样的心态，“很多人会选择将其拆除。放眼全国，类似破坏文化遗产的教训太多了。”
“在过去一段时间，一些老城区、老街区基础设施比较破败，我国自上而下的拆迁改造比较多、规模也大。然而，一次性重建一个街区或者一个片区，就容易出现‘千城一面’‘千村一面’。等若干年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如此规划性破坏、建设性破坏，极大地伤害了传统、记忆和乡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悦说，“现在，政府的角色在变，治理的模式在变，房子的价值也越来越被市民注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更人性化、更可持续、成本更合理的方式推动旧城更新。”
巧妙设计破解老旧四合院改造难题
既传承和保护文化遗产，又改善民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期待是否能实现?
现年68岁的马德馨，上世纪70年代嫁到了白塔寺，她之前自己花钱改造了院子，“虽然看起来卫生间和厨房的问题解决了，但远没有专业设计师的设计科学、合理。”“白塔寺再生计划”负责人田娜分析，“居民之所以盖违章建筑，是因为有如厕、做饭和收纳等现实需求。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通过个性化设计，用简单、可移动的装置，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
很多长期居住在胡同中的居民表示，修缮老宅比新建房屋还难，因为不仅需要高昂的花费，还有安全风险。比如，改造过程中，很可能损坏房屋结构，而老房屋的结构往往是一体设计的，部分改造容易影响到房屋的整体安全，影响到其他住户。
“设计的巧妙介入，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所在——既打破陈规，也能顺应传统。”马晓威说。在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附近的老胡同，设计师通过构建“房中房”，努力在老旧四合院中为居民提供符合现代生活质量标准且节能高效的改造方案，同时实现对老建筑的保护。“我们力求通过插入的方法提升老旧地区的使用功能，同时完全保留原有建筑，这是一次保护与发展之间关系的探讨与实践。”该区域设计者介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张悦看来，如今设计周关注的城市更新项目，是政府、企业，包括建筑师、规划师、专业工程师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探索，“针对具体案例、具体家庭、具体产权、具体单位的需求，设计方案非常丰富，以此让社会看到对复杂旧城区进行改造的更多可能性。这既能给居民更好的生活条件和自信，也是保存城市文化多样性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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