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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把《大学》所标榜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传统的“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他的最高理想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当然，这条走向世界大同之路，过分强调了以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而难免忽略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互鉴。
汤因比则进一步提出，未来的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的狭隘以及为追求狭隘国家利益而带来的冲突和灭亡。在他看来，人类社会要过渡到一个“世界国家”，只有具有“天下主义”传统的中国才能担当此任。他对中国文明在未来的作用给予了很高期望，认为中国不仅是2000多年来一直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而且正是它将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与此相呼应，李约瑟还在自然科学领域充分阐释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他宣称，就像本来是异教徒的保罗转而信仰基督教并成为“圣徒”一样，他自己也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1975年，李约瑟指出：“我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事事物物，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我再一次说：要按东方见解行事。”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一次世界性会议上，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发出了与李约瑟相类似的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运用。中国5000年的文明蕴藏着丰厚的文化财富，只要我们不断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借鉴其他文明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中国文明的内在价值，就能够克服前进中的障碍，突破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困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在此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历史和时代发展潮流，就是要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一带一路”则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倡议。
二战后，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地球越变越小”，全世界的人都息息相通、休戚相关。关心人类前途的人已经意识到，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不能只有利害的层次，而没有道义的层次。人类社会需要一个有道义的新秩序。而道义这个要件，正蕴藏在中国世代累积的经验宝库里。所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强调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才能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变为现实。
时代演进：在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上，合作放在首位
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拥有不竭生命力的重要源头。在当代中国，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与时俱进等为内核的民族精神，为我们不断克服艰难险阻、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提供了强劲的动力。立足于中国文化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在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上，我们把谋求合作放在了首位。这显然与追求“制衡”的传统西方模式大相径庭。
当下我们所处的世界，相互之间的关联前所未有，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是前所未有。面对这种局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人们为了争权夺利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这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危机；另一种是，人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这就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时代之变的正确选择。它具有实现的理论和政治基础以及物质基础，但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并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而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近年来，中国陆续提出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各种方案，旨在超越西方中心霸权观，重建和平、对等及互利的世界新秩序。这是符合中国传统“和衷共济”的世界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当前，全球秩序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崩解与重组时期，又可能迎来一个无论在经济、文化、宗教、族群等方面皆更能符合对等、互惠、多元、尊重及公正、发展等原则的新世界。由此，我们更有可能建构一个体现“休戚与共”与“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新秩序。
事实上，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
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我国同各国利益汇合点。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见，中国日益将治国理政思想和全球治理实践结合起来，赢得了国际认可与尊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把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定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解决文化差异、文化误读以及文化霸权问题，要对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如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反恐问题以及现代化问题，展开交流、研讨与合作。其中，重要的是考虑中国文化能对世界文化的进步与人类幸福作出什么贡献，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的思想来解释甚至规制中国的发展。
知名学者汤一介曾呼吁，要利用我们传统哲学的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推进，要更自信地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
乔兆红，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室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世界中国学论坛成果智库转化平台”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当代中国问题和中国学研究。2009年获“张仲礼学术奖”，2011年赴美访学一年。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先后出版专业学术专著数部，独立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决策咨询项目、上海市哲社规划项目和上海市科委软课题研究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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