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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计划纲要”把“中外历史和中国文化研究”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杭州作为七大古都之一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八五”期间如何加强历史文化研究，继承并弘扬杭州优秀的传统文化，进一步为杭州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确实是一个应予足够重视的问题。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分析、探讨和设想。
一
杭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如何具体地全面地从实质上去理解或把握这一名称的内在涵义呢?这首先要从“历史文化”一词的含义开始。什么是“历史文化”?可能至今尚无权威的经典性释义，但从“历史”和“文化”两个角度去理解，也许就简单明了了。
1．从“历史”角度而言，杭州文明历史与中原文明基本上同步发展。迄今为止的考古研究和历史记载表明：杭州地区有人类活动已有10万年以上的历史，有文明历史四五千年；自秦建县有2200多年历史，自隋置州有1400多年历史，自元为省会已有700多年历史。其中，吴越国和南宋两度定都于此，历时230多年；从吴越国到元朝，杭州社会经济发展居于全国先进城市行列，号称东南第一都会，历时460多年；隋、唐时期和明、清、民国时期，杭州作为全国二、三等城市，历时540多年；而从良渚文化至今的5000年文明历史中，社会经济相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良渚文化时期和唐后期以后，约合3000多年，而古越国时期到南朝宋齐梁陈时，社会经济落后于全国先进水平，约合2300多年。由此可见，杭州文明历史并不迟于中原文明历史，而是基本同步发展，而且在较多的时间内社会经济发展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还在一定历史时期领先全国。若以时间和社会经济发展为二维座标，则杭州5000年文明历史发展之大势，可从如下图式中形象而直观地相对显示出来。
杭州社会经济发展示意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杭州历史文化，发源于良渚文化，在新石器后期繁荣鼎盛，处于先进地位；越国统治的一千四五百年间，落后于中原；战国后历秦、汉、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为渐兴时期；隋、唐、吴越国、北宋为发展时期；南宋和元臻于鼎盛；元末明初骤然衰落，明中叶以后逐渐恢复、发展；到清后期，杭州东南都会的地位渐为新兴的上海所取代。
2．从“文化”角度看，杭州地方文化在祖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居十分重要的地位。杭州地方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在祖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
第一，杭州是“人物都会”。自古以来，尤其是南宋以降，天下人物(尤以文化名人为主)数浙江，据《浙江人物简志》，自古至今浙江籍历史名人达1300多人，而其中杭州籍人物约占30％。据迄今为止搜罗杭州历史名人比较全面的《杭州历代名人传略》载，三国以降至今，杭州籍历史名人达400人左右。因此，历史上杭州早已有“人物都会”之称。
第二，杭州是“文献之邦”。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而杭州是我国古代印刷业最发达的少数地方之一。吴越国以后，杭州的雕板印刷业日趋发达；北宋时诞生了著名的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升；到南宋、元时为全国最大的刻书中心，印刷技术领先全国，刻印书籍在质量、数量上都冠于全国；明、清时期，杭州印刷业虽相对落后，但仍为全国几大刻书中心之一。杭州还是著名的藏书楼和藏书家集中之地，自古至清，杭州有著名的藏书家近30人，其中又以南宋和清代为多，如芸居楼主陈起，小山堂主“二赵”(赵谷林、赵意林)，道古堂主杭世骏，知不足斋主鲍廷博，八千卷楼主丁丙，抱经堂主卢文弓召等，这些藏书楼大多收藏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其中许多是珍本秘籍，有的还编刊丛书、进行校勘整理，为保存我国古代文献，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杭州地方史志、掌故等乡邦文献中，现存的光是清代以前就达250种左右，其中有历代杭州方志如《南宋临安三志》、掌故杂著如《梦粱录》等名著；从明、清和民国所编地方志看，杭州一地就达30种之多，为全国城市所独有，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至于历代名人诗文集、经史、著述等，则更是数不胜举。可见杭州是无愧于“文献之邦”的称誉的。
第三，杭州是“文物之区”。无论是良渚文化遗址还是古越国遗迹，也无论是历代地上文物遗存还是馆藏文物珍品，杭州应有尽有，丰富而集中。据统计，在现已发现的众多良渚文化遗址中，集中分布在杭州余杭一带的占一半以上。古越国在长达一千四五百年的统治中，主要的活动中心、部落联盟中心乃至国都，也均在杭州地区，留下了众多的古迹和地名。迄今已受保护的或有待保护、发掘的历代各种文物古迹有1000多处，其中已列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27处，初步审定的第二批单位有43处，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精品有360多件；历年文物普查所征集的各类文物达6670多件。随着南宋官窑博物馆、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以及岳飞、苏东坡、李叔同、章太炎、马一浮、潘天寿、于谦、龚自珍等一大批综合性、专业性博物馆和名人纪念馆、故居的兴修开放，有关文物得到较广泛的征集和较好的收存保护。大量的文物古迹是杭民祖先创造遗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是杭州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杭州是“宗教圣地”。杭州是全国少见的佛、道、回、基督、天主五大教荟萃且各具特殊历史地位的城市之一。佛教在晋时传入后，一直向前发展，特别是吴越国以后，发展迅猛，寺院当时有200多所，北宋时增加到360多所，南宋时更达480所，元、明、清时虽非昔比，然亦盛行不衰，民国时尚有大小寺院庵堂670多所；禅、律、法眼、曹洞等宗派相承不绝，白云宗、喇嘛教也曾势盛一时；许多高僧大德名噪全国；灵隐、净慈等寺至今仍为东南名刹；佛教文化艺术对杭州历史文化影响颇大，渗透甚广，因此，杭州自古有“东南佛国”、“佛教圣地”之称。道教流播于杭始于两汉，到南宋达到鼎盛，有十大宫观，地位在佛教之上，但在规模势力上远逊于佛教，不过亦传播不绝，到民国时尚有宫观280所。回教自唐宋传入后，在元代势盛一时，发展至今，为东南沿海四大著名清真寺之一——凤凰寺之所在，而且在另外三寺大多毁没的情况下，显得愈益重要。基督教的支派景教早在元代一度传入杭州，明末清初，西欧天主教流播中国，而杭州则是较早的且重要的传播中心。鸦片战争前后，欧美基督教(新教)也开始传入杭州，而且在近世时期，相对于其它宗教而言，发展较快，民国时有教堂25所。此外，历史上杭州地区还流传过摩尼教、火袄教和犹太教。香港有学者称福建泉州为宗教博物馆，若以宗教教派之多，传播历史之长、遗存文物之众，对当地文化影响之大而言，则杭州“宗教圣地”之称，也是当之无愧的。
第五，杭州是“工艺之乡”。早在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古杭先民的制陶、玉雕、竹编等手工技艺，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后杭州手工业逐渐发展，到南宋时杭州的手工业吸收北方和宫廷工艺技术，门类更为齐全，工艺技术领先全国，南宋官窑所产瓷器，号称天下一绝；到清后期，杭州“五杭”手工业品，名扬全国。直到现在杭州的许多手工艺品在全国还有相当的知名度。
第六，杭州是“丝绸之府”。考古发掘表明杭州先民在四五千年前就能养蚕纺织；吴越国以后，丝织业发展渐臻兴旺；历代在杭所设官营织造机构，工场规模、织机设备、工艺技术、产品质量、品种和数量均居全国前列；私营丝织业日趋发达，从业人口为各业之首，有“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日出万绸”之誉；元末以后还诞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在古代经济史上开创了划时代的篇章。由于杭州历来是我国丝绸纺织品的最重要产地，故自古以来就有“丝绸之府”的美誉。
第七，杭州是“园艺王国”。园艺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组成部分。杭州自古以来就是东南地区园林建筑艺术和盆景造型、花卉种植的集中地之一。西湖人文景观的发展和积淀，很大程度上与园林艺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杭州西北郊西马塍、板桥、花园岗一带，南宋以来一直是花卉盆景种植制作的基地，尤以罗汉松盆景而著名，有“罗汉松王国”之称；在造园技法、盆景艺术流派上，杭州亦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领先东南；杭人古俗以二月十五为花朝节，还有多处花神庙和花神庙会，园艺文化渗透到社会文化之中。
第八，杭州是“东南诗国”。在五千年的文明沃土的滋养和秀甲江南的西湖风光的启迪下，杭州历代诗人辈出，元人即以杭州为“东南诗国”。吴越以降，杭州诗坛巨匠迭出，有著名于时的诗人近百人，在浙江乃至全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其中有方干、林逋、钱惟演、钱易、谢景初、沈遘、周邦彦、朱淑真、洪咨夔、张炎、杨载、柴绍炳、毛先舒、毛奇龄、高士奇、厉鹗、汪师韩、袁枚、余集、龚自珍、郁达夫、戴望舒等著名诗人词家。至于历代诗人骚客留下的大量描绘西湖山水风光的诗篇词章，更是杭州历史文化中的珍贵遗产。
第九，杭州是“戏曲中心”。南宋时杭州是杂剧的发源地，并流传到外地和海外，杂剧剧目、乐曲初具规模，勾栏、瓦舍、书会等演出场所遍及杭城。到元代戏曲艺术臻于鼎盛，而杭州是全国中心，盛况空前，产生了一大批剧作家、表演艺术家，著名的元曲四大家也大多在杭从事过戏曲创作活动。明代，杭州仍为戏曲重地，诞生了古典戏曲史、戏曲理论的开山之作《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还从杂剧艺术中孕育了明代传奇。清代，杭州传奇创作发展至高峰，诞生了《长生殿》、《白蛇传》、《再生缘》等杰作；著名的剧作家洪升以其传奇巨著《长生殿》而与《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共享“南洪北孔”的美誉，戏曲理论大家李渔也在杭寓居从事研究活动。据《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载，宋元时杭州籍剧作家有16人，明代有32人，清代有36人，共84人之多。近世以后，杭州的地方戏曲更是多姿多彩，推陈出新，有南词、评词、杭滩、评话、隔壁戏、小热昏、杭剧、越剧等多种形式，还是滑稽戏的发源地；至今杭州还是全国越剧重镇。
第十，杭州是“书画之邦”。书画艺术是我国独特的传统文化之一。杭州历来是书画艺术名家迭出、名家荟萃之地，在浙江乃至全国书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单据《杭州历代名人传略》统计，自古迄今杭州籍书画艺术家中较为著名的就有60多人，其中有褚遂良、钱惟治、唐询、沈辽、薛尚功、马和之、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癋、李嵩、马麟、梁楷、陈琳、王渊、王铎、蓝瑛、陈洪绶、金农、丁敬、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董邦达、梁同书、任熊、任薰、任颐等艺术大师，贯休、黄公望、赵孟兆页、萨都剌、黄宾虹、潘天寿等书画名家也在杭州有重要的创作活动。从南宋的宫廷画院到清末的西泠印社，以至现在的中国美院等，杭州在书画艺术的教育、研究史上，在全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现存的汉三老忌日碑、贯休画十六罗汉像、南宋石经等珍贵碑铭，遍布湖山洞岩里巷之间的摩崖题刻，以及杭州碑林等集中馆藏碑铭刻石，组成一部沉重而丰富的流光溢彩的石质历史文化图卷，为杭州历史文化的珍贵财富。”
第十一，杭州是“江南药都”。中医药已被世界公认为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杭州桐庐相传是中药鼻祖桐君故乡所在。自古迄今，杭州中医药名家辈出，医药学专著丰硕，在中医学界享有“武林为医薮，大作推钱塘”之称。据《杭州市卫生志》(打印本)载，自南齐至民国，杭州籍著名医药家近200人，各种医药学专著达215种之多，分别约占全国的1／13和1／38。又据《杭州市医药商业志》载，杭州中药业鼎盛于南宋，当时有著名药铺近30家，明、清时也有四五十家，其中有经营历史长达300多年的许广和国药号和经营400多年的朱养心药室，还有方回春、张同泰、叶种德等著名中药号。尤其是胡庆余堂国药号，能自制470多种成药，质高品优，名扬全国。时有全国药店“两家半”，一家北京同仁堂、一家杭州庆余堂，广州敬济堂只能算半家之说。民国时期杭州中药店号最多时达151家，总资金达395万元。如今，杭州胡庆余堂已开设中国中药博物馆，桐庐桐君山举办“华夏中药节”，中医药教学、科研不断发展，杭州在中医药界的地位和声誉，必将更加提高。
第十二，杭州是“美食之家”。饮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重视。在我国八大菜系中，“浙菜”居其一，而“杭菜”则为浙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在南宋饮食习尚和烹饪技艺的基础上，集各代饮食业发展之大成，扬江南鱼米之乡物产丰盛之优势，吸收了北方的烹饪技术，融合西湖胜迹的文化风采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南料北烹”、风味独特，素以选料讲究、制作精细、清鲜爽嫩、注重原味、品种繁多、因时制宜而享誉海内外。据《杭州菜谱》，现有代表性杭州风味菜350多只，其中包括西湖醋鱼、东坡肉、龙井虾仁、叫化童鸡、干炸响铃、生爆鳝片、西湖莼菜汤等36只传统名菜。此外，杭州还有猫耳朵、幸福双、吴山稣油饼、素烧鹅、生爆鳝面、片儿川面等名点面食。在传统饮品中，首推茶，而杭州历来是茶叶产量较多、名茶档次最高、饮茶风习较盛的地方，西湖龙井茶被誉为茶中极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如今，杭州的饮食文化，通过经营南宋菜肴的八卦楼、梦粱楼和经营杭州风味菜肴的天香楼、楼外楼、杭州酒家等一大批菜馆饭店，以及集中国茶文化之大成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和一年一度的茶文化节，走向世界。
此外，杭州在教育、体育、民间文艺和风俗习惯方面，也各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和特殊的地位。在教育方面，无论是历代官设府学、县学还是私办精舍学馆，以至近世以来的新式学校，均在浙江乃至全国教育史上有特殊地位，如南宋时的太学、国子监，元代的西湖书院、清代的敷文书院，近世的之江大学及其他职业学校、高等专业学校，在当时历史时期均在全国有相当地位。在体育方面，从南宋的宫廷体育到近世的浙江体育会及摩崖石刻，以至民国时期的全国武术擂台赛(1929年)和全国运动会(1930年)等，杭州在全国体育发展史上也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在民间文艺方面，民间口头所传有关西湖名胜、杭州历史的传说、掌故，据文化部门的收集整理，达五六十种之多。至于历代社会各界名人的掌故轶事则更不胜数计。民间说唱、舞蹈艺术，南宋以降兴盛不绝，有说话、讲史、皮影、傀儡、杂技、歌舞等多种形式，明、清时又有南词、评词、杭滩、评话、小热昏等多种说唱艺术形式，和台阁、龙灯、秧歌、花鼓、高跷、大头和尚、面鬼、演春官等多种舞蹈艺术形式。在风俗习惯上，融汇了南北和宫廷习俗，受佛、道教影响也颇大，尤其在节令习俗和人生礼俗两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其特点，不外“奢繁”两字，元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杭时就注意到这一点。
3．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总体上具有许多特征。
综合上述诸方面之分析，那么，杭州为什么被称为“历史文化名城”，也许就顿然获释了。从总体上看，杭州历史文化有如下特征：
一是源远流长。从历史文化长河的源头的良渚文化至今，已有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尤其在前二千年左右和后一千多年间，杭州文化均居全国领先地位。在众多的不同文化构成中，有的几千年经久不绝，有的在某一时期鼎盛一时，有的相沿至今，有的流派纷呈。
二是复杂多样。从发展过程看，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或社会发展阶段，而且几经兴衰变迁。从文化结构看，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或不同层次、不同方位的文化构成，均包罗万象、纷繁复杂。
三是开放性结构。杭州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周围文化和外来文化，从而不断获得新的血液向前发展。从越国后期到南朝的渐兴时期，杭州文化主要吸收了北邻的吴文化和楚文化以及中原齐鲁文化，兼及外来印度文化；从隋唐以后，杭州文化除继续吸收中原文化外，又吸收容纳了伊斯兰教文化、阿拉伯文化、东瀛日本文化，并渐渐形成了双向的对流式的文化交流格局。尤其在与以中原为政治重心的王朝的接触中，杭州以自身经济、文化的繁荣，开始由吸收为主变输出为主。元朝以降，杭州文化开始接触并接纳了欧洲天主教文化；到近代，欧美西方文化也在杭州流播；与此同时，尤其是元以后，杭州文化也开始远播海外，走向世界文化大舞台。所有这一切均表明杭州文化的开放性结构。
四是典型性模式。作为一定区域内的地方文化，杭州文化在模式上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这是因为它具有任何文化模式应包含的主要要素，而这些要素，就是前述三大特征之总和。尤其是从我国传统文化角度而言，杭州历史文化与其他地方文化相比较而言，这种典型性就更为明显。
二
在明确了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全面真实的含义后，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杭州历史文化研究的过去和现状。
1．从清末开始，出现了对杭州历史文化的系统研究。从历史上看，对杭州的历史文化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开始于清末，其中尤以杭州丁丙编刊的《武林往哲遗著》和《武林掌故丛编》两种丛书为代表，前者收录60种附2种，共16册，后者收录187种，凡26集240册，把自古以来尤其是南宋以降有关杭州的史志、杂著、掌故、诗文集收罗殆尽，汇集一起。这是有史以来对杭州历史文献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功不可没。丁丙还编著了《武林坊巷志》等专著，对杭州掌故颇有研究。此外，还有朱彭的《南宋古迹考》、阮元的《武林金石记》等专著。民国时期杭州历史文化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主要成果是杭州余杭良渚文化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西湖博物馆的建立，西湖和杭州城区的形成和变迁的地理学研究，海宁干人俊的《民国杭州市新志稿》等16种史志论著的编撰，《西湖游览指南》、《杭州指南》等图书的编刊以及其他一些专题的论著等。
建国后，杭州历史文化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据《浙江地方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81)所收条目统计，1949—1981年的30年间，有关杭州地方史的达1500多条，占该书所收全省条目的1／3。这些论文著述从时间上看涉及到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时期。从内容上看，几乎涉及到各个方面，而其中尤以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历史名人为多。从学术价值而言，绝大多数文章只是普及读物，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文革”期间影射史学和庸俗史学的产物，论据和观点多不可取，但也有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其中主要有：郑天挺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刊《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夏承焘的《西湖与宋词》(刊《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59年第3期)、蔡尚思的《论章炳麟思想的阶级性》(刊《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龚延明的《西湖名称的由来》(刊《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林正秋的《南宋杭州城市经济》(刊《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王元化的《龚自珍思想笔谈》(刊《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总7期)、李泽厚的《章太炎剖析》(刊《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冯雪峰的《郁达夫生平事略》(遗作，刊《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徐规、林正秋的《五代十国时期的杭州》(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谢德铣的《杭州史地述略》(刊《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林正秋的《南宋时期杭州的经济和文化》(刊《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明代杭州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市民斗争》(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徐规、林正秋的《杭州西湖非明圣湖考辨——兼论西湖名称的沿革》(刊《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魏嵩山的《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刊《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徐明德的《马尔蒂尼(卫匡国)在华活动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刊《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期)等。
2．80年代后，杭州历史文化研究的成就。进入80年代后，杭州历史文化的研究，进入高潮，在前30年的分散微观专题研究基础上，开始有组合性的宏观课题的趋向。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出现了一批宏观的高质量的专题论文。据不完全统计，1981—1990年有关杭州历史、文化方面的论文有350多篇，其中有许多是选题、材料、立论均有一定水平的文章，主要有：陈学文的《明代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特色》(刊《浙江学刊》1982年第2期)，奚柳芳的《东汉时期钱唐县之废复》(刊《历史地理》1982年第二辑)、陈学文的《古代杭州夜市》(刊《杭州商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郑绍昌的《古代杭州旅游杂谈》(刊《浙江学刊》1982年第2期)、张敏生的《杭州真教寺始建于何时》(刊《浙江学刊》1983年第2期)、沈文纬的《杭州丝绸的蜕变和盛衰》(刊《丝绸史研究》1984年第4期)、吕以春的《杭州历史沿革述略》(刊《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钟婴的《杭州与古代戏曲文学》(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沙舟的《马可·波罗所见杭州初考》(刊《未定稿》1986年第7期)等文。
(2)整理出版了十多部杭州史志专著。主要有：《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南宋临安两志》、《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南宋古迹考》、《湖船录》、《钱塘遗事》、《武林坊巷志》、《说杭州》等，为研究杭州历史文化提供了可贵而且易得的资料。
(3)出版了西湖文艺丛书十多种。主要有：《西湖二集》、《西湖古今谈》、《西湖古代白话小说选》、《西湖竹枝词》、《西湖诗词新话》、《西湖诗话》、《西湖佳话》、《西湖拾遗》、《西湖笔丛》、《西湖楹联选》、《西湖游记选》、《西湖渔唱》、《西湖散曲选》、《西湖诗境》、《西湖诗词选》等，集历代西湖诗词、散文、游记、散曲、小说、文人掌故之大成，是对古代杭州文学史料的系统整理和研究，为进一步撰著杭州文学史奠定了基础。
(4)出版了一些断代史和人物研究专著。断代史方面主要有：林正秋等主持撰著的《南宋京城杭州》、《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古都临安》、《古代杭州研究》和《古都杭州研究》等，杭州市政协文史室编辑的《杭州历史丛编》之二《隋唐名郡杭州》、之三《吴越首府杭州》、之四《南宋京城杭州》、之五《元明清名城杭州》等论文集。历史人物方面主要有《沈括研究》、《岳飞研究》、《沈括事迹编年》、《苏东坡和杭州》、《钱癛》、《武生泰斗盖叫天》、《弘一大师》等专题研究和《杭州历代名人传略》等综合性研究专著。
(5)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工作全面开展，并取得初步成果。收集积累了大量资料，出版了建德、萧山、淳安、余杭等县志和戏曲、地名、医药卫生、风俗、报刊等市志专业志或行业史，还有一些县志、专业志已编纂定稿，即将出版。此外，有关部门还组织力量编纂出版了《杭州菜谱》、《杭州名店》等图书。
(6)专业学术团体陆续成立。主要有杭州市历史学会、岳飞研究会、苏东坡研究会等民间学术团体；开始出现比较专业的研究事业机构如杭州师范学院浙江地方史研究室、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市政协文史编辑室等；《杭州研究》、《杭州大学学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浙江学刊》等学术刊物，成为杭州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研究队伍和学术力量不断壮大，专业人员作为学术中坚与社会各界学术力量开始协作；学术活动渐趋活跃，举办了《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岳飞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杭州文化研究读者座谈会》、《杭州文化发展战略和图书馆事业建设讨论会》、《苏轼研究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重建雷峰塔必要性和可行性座谈会》等学术研讨会，加强了学术界联系，提高了研究水平，取得了丰富成果。
3．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问题。
综观上述杭州历史文化研究的过去和现状，可见开端是良好的，发展是迅速的，成果也是巨大的，但相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美名而言，与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相比，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
(1)研究力量薄弱且分散。从科研机构上言，至今还没有一个专业从事杭州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机构，市政协文史室、市志办、文物考古所、园文局等均为市政协、市政府有关方面的职能机构和事业单位，杭师院浙江地方史研究室也非完全的杭州地方史研究机构，历史、岳飞、苏东坡等学会、研究会虽是专业学术团体，集中了一定的学术力量，但组织相对松散，学术力量也分散在各界各业。
(2)课题选择相对处于自流状态，缺乏统一规划。无论是社会发展研究还是历史文化，均无专题长远规划，偏重时效、实用，有功利主义倾向，重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和历史人物、工艺饮食，目的大多出于开发旅游资源之考虑。
(3)宏观研究严重不足。至今还没有出现关于杭州历史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大型的多卷本通史专著，即使是专题宏观研究，成果也不多。
三
针对上述现状和问题，八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研究，就必须筹建专门研究机构，筹设专项发展基金，统一规划课题，组织科研力量集中攻坚。为此，拟提出如下设想：
1．加强科研机构和学术队伍建设
(1)筹设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室，作为杭州历史文化研究的专业研究机构，负责全市研究课题规划的制定、组织学术力量进行协作研究，开展全面系统的历史文化整理和研究工作。
(2)筹设杭州出版社或称西湖出版社，负责组织编辑出版有关杭州研究专著和宣传图书等的出版工作，尤其是对杭州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可推出“杭州史地论丛”、“杭州历史文化丛书”或“杭州名胜古迹丛书”、“杭州旅游丛书”等大型丛书，扩大杭州的影响和知名度。目前杭州市除一家专业出版社外，均为省属出版社，没有市属综合性大型出版社，这不仅与作为文献之邦、印刷业中心的历史文化名城称号不相符，也与一个特大城市的现实地位不相称。现在全国许多大中型城市都有了综合性的市属出版社。因此，杭州要力争在八五期间筹建出版社。
(3)加强杭州市修志队伍的组织和地方史志的研究工作。杭州市修志工作开展近5年以来，不仅在地方志编纂中取得了较大成果，而且培养锻炼了一支修志队伍，这支队伍将成为杭州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力量。由于种种原因，这支队伍没有得到较好的组织，没有开展系统的学术研究，许多成果没有能公之于世。因此，八五期间要在完成杭州市志编纂重任的同时，市志办要组织各行各业的修志人员开展课题研究，并组织编辑出版。同时，成立杭州市地方志学会，作为全市修志专业人员的学术团体，更好地团结学术力量。如果市志在八五期间如期完成，那么，这支队伍的优秀人员要组织起来，充实到相应的研究机构中去，为九五期间储备学术后备人才。
(4)加强各科研单位和学术团体、专业研究工作者与社会各界学术力量之间的组织联系和学术交流，取长补短，协调选题，共同合作，充分发挥群体优势，把杭州历史文化的研究推向纵深，尽量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优秀成果、宏大成果。
2．要筹设杭州市社会科学发展基金
由于经费困难造成的学术成果无法发表出版现象，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严重挫伤了学术界的积极性，影响了研究成果的问世。资金筹设可采取多种形式，如市府财政尽可能拨一点、企业界(尤其是得益较多的旅游业部门)资助一点、各相关单位共同凑一点，还可考虑吸收适当的外资、捐助。资金要用于有较高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而出版有困难的著作的出版、重大课题的规划和实施以及奖励优秀成果和个人等方面。
3．要确定历史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规划
根据前述杭州历史文化研究的过去和现状，结合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和特征，初步提出如下设想：
(1)八五期间力争完成《杭州市志》这一系统而浩大、集杭州古今文化之大成的文化工程。根据前5年的修志成绩，和市地方志编委会第三次会议作出的重大决策，只要有领导的重视和广大修志人员的努力，这一目标是有希望实现的。这一工程的完成，必将为下一步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开创新局面。
(2)组织学术中坚力量开展《杭州历史文化概论》，《杭州之最》、《杭州市情研究》、《杭州简史》、《杭州历史文化名人》、多卷本《杭州通史》等宏观课题和理论课题的研究，争取在八五后期分段完成，到本世纪末基本结束。
(3)结合杭州市志各专业志的编纂，开展专题历史文化研究，如《杭州文物古迹考录》、《杭州丝绸史》、《杭州雕板印刷史》、《杭州手工业史》、《杭州书画史》、《杭州工艺美术史》、《杭州文学史》、《杭州宗教史》、《杭州饮食文化》、《杭州茶叶史》、《杭州陶瓷史》、《杭州园林艺术史》、《杭州中医药史》、《杭州书院史》、《杭州对外关系史》、《杭州与周围城镇关系史》等等。
(4)开展地方断代史研究，如《隋唐杭州》、《北宋杭州》、《元代杭州》、《明代杭州》、《清代杭州》、《民国杭州》等，或《杭州古代史》、《杭州近代史》等。
(5)编辑名胜古迹、风俗掌故等旅游宣传用小丛书，如《杭州的寺院》、《杭州的古塔》、《杭州的石窟》、《杭州的洞岩》、《杭州的碑刻》、《杭州的古树名木》、《杭州的亭台楼阁》、《杭州的工艺美术》、《杭州的书画》、《杭州的名人胜迹》，如此等等。
(5)编辑名胜古迹、风俗掌故等旅游宣传用小丛书，如《杭州的寺院》、《杭州的古塔》、《杭州的石窟》、《杭州的洞岩》、《杭州的碑刻》、《杭州的古树名木》、《杭州的亭台楼阁》、《杭州的工艺美术》、《杭州的书画》、《杭州的名人胜迹》，如此等等。
(6)进一步开展地方史志和乡邦文献的整理、校勘和研究工作，更好地挖掘历史文化遗产。
4．要端正进行研究的目的。既要注重学术价值，也要强调实用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并弘扬优秀文化，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5．要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进行研究和利用。如文物古迹可采取保护、恢复以达到利用文化资源为旅游业发展服务的目的，对历史文献可采取整理出版的方式加以研究和保存，对工艺品、饮食品可用仿制、复制的手段达到经济意义上的目的，对民间神话、传说、掌故、轶事，可改编成剧本、拍成影视剧或歌舞、戏曲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播映演出。总之，研究历史文化要通过多种手段尤其是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使之古为今用，化腐朽为神奇，为现代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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