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公望和《富春山居图》研究

　　《富春山居图》探赜

　　——黄公望西湖隐居地筲箕泉、“富春山居”地“小洞天”及“南楼”考

　　鲍志成

　　在中国画史上，山水画大师代不乏人，位居“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就是其中之一，但没有哪一位画家，在生前、身后有着如此曲折离奇的谜案故事：籍贯身世之谜，入仕入狱之谜，为道卖卜之谜，隐居绘画之谜，未竟留白之谜，传世火殉之谜，分离圆合之谜……本文拟就其在杭州隐居西湖筲箕泉及“富春山居”之地“小洞天”等史实作一分析探讨，欠妥之处，谨请方家指正。

　　一、退隐西湖：晚年在杭州西湖筲箕泉旁结庵隐居

　　黄公望(1269—1354)，字子久，自号大痴，原籍江苏常熟。天资孤高，少有大志，曾应试神童。及长，博览群书，学识广搏，学艺造诣深厚。钟嗣成《录鬼簿》赞之云：“公之学问，不在人下。天下之事无所不知，薄技小艺亦不弃。”宋元鼎革之后，黄公望在浙西廉访使徐琰引荐下，曾一度入仕，任浙西廉访司书吏。后到大都（今北京）御史台下察院为吏。延祐二年(1315)九月，因随张闾到江浙地区“经理田粮事”，因张闾贪污案发牵连获罪入狱，年余始出，其时年已半百。

　　出狱后，他一改入世有为的生活态度，以“坐看鸟争林”的出世心态，不问世事，入道隐居，遨游作画。他先在松江一带卖卜，后回到故乡常熟，隐居在小山头(今虞山西麓)，吟风邀月，诗酒为侣，留下不少传世佳话。在画家、好友王蒙的介绍下，年届半百的黄公望，得到了当时画坛名宿赵孟頫的亲自指导，开始了绘画艺术生涯。60岁后，他和大画家倪瓒入了新道教，皈依在道学大师金月岩的门下，自号“大痴道人”。66岁时，与张三丰、莫月、冷谦等道友在苏州天德桥开设三教堂传道，对前来问难的各色人等，对答如流。从此在江浙一带云游隐居，作画问道，以终其余生。

　　1.黄公望晚年隐居西湖南山筲箕泉考。

　　黄公望晚年因爱杭州湖山之美，在西湖筲箕泉结庵隐居。此事有诸多元代及明清史料为证。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记载：“杭州赤山之阴，曰筲箕泉，黄大痴所尝结庐处。”[①]大痴隐居杭州期间，好友张雨过往甚密，时人并以“海内奇士”称之[②]，且黄公望隐居地筲箕泉与张雨在赤山埠的水轩黄觅楼近在咫尺。张雨在《筲箕吟书黄山人屋壁》诗中描述道：“石为箕，不可簸。扬箕盛水瓢饮足，滥觞一嗽一咽洗。髓肠载，援斗柄，天浆半夜箕犯月。大风刮地我欲狂，起骑箕尾跨石梁。长啸应答惊下方，张星醉降黄姑房。哆然大笑箕口张，水流月明天苍苍。”[③]可见，张雨这首诗是亲眼所见筲箕泉，并题写在黄公望的隐居地大痴庵墙壁上的。黄公望的道友杨维桢说他“天资孤高，少有大节，试吏勿遂，归隐西湖筲箕泉。”[④]在《题山居图》诗中又说：“井西道人七十三，犹能远景写江南；筲箕屋下非工锻，自是嵇公七不堪。”[⑤]“井西道人”即黄公望，由此说明，至迟在他73岁时已经隐居在筲箕泉了。诗人郑洪《题黄子久画》有“筲箕泉上青松树，犹复当年白版扉”[⑥]。黄公望的另一位好友王逢也曾几次写诗怀念，“十年不见黄大痴……大痴真是人中豪”，还希望他回到家乡常熟隐居：“顾我丹台名有在，几时来隐陆机山？”[⑦]

　　黄公望自己在《山水二首》中说：“悬崖绝谷喷流泉，此中即是安养地”，又说“勇投南山刺白额，饥缘东岭采青芝”，“只今年已八十余，无复再投光范书，留得读书眼如月，万古清光满太虚”，他垂暮之年的容貌是“头蓬面皱丝垂鬓”，或者“鹑衣垢面白发垂”[⑧]。这里所描绘的正是黄公望80高龄在西湖南山筲箕泉隐居的情状：从下文即将考证的实际方位看，筲箕泉在西湖南山南高峰北麓的兔儿山崖，其地石灰岩裸露，泉眼即从悬崖喷涌而出，黄公望隐居在此，诚可谓是绝佳的安养之地；当时西湖南山相传尚有老虎出没，所以对耄耋之年的黄公望去那里隐居，是要有“刺白额”即打老虎的勇气的；而隐居的道家生活是清寒俭朴的，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得去东面的玉岑山去采青芝（又名龙芝，酸平无毒，主治明目、补肝气、安精魂）、野菜来接济。

　　到了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四记载：“筲箕泉，出赤山之阴，合于惠因涧。元时，有黄子久公望者，号大痴，卜居泉上。子久善画，有《山水诀》传于世。”这个筲箕泉，在明代晚期曾是“慧因十景”之一“箕泉泻珠”。李翥《慧因寺志》载：“以石形相肖，名甚不典，在寺西北南高峰之麓，怪石磊岢，一泓涵澹，倾珠泻玉，折而东南，与慧因涧合。元黄子久公望筑室其上，号‘大痴庵’，今榛莽萋迷，不能辨其遗址矣”[⑨]。黄公望当年隐居泉旁庵中，是爱其地清幽，青松掩柴扉，十分的可人。明末修寺志时，其庵遗址已不可考。同书卷四《檀那》记载：“黄子久公望，卜筑筲箕泉之旁，画七祖堂四壁。”事见“绘乘”[⑩]。七祖堂是慧因寺里专为供奉华严宗七祖马鸣大士、龙树尊者、帝心法师、云华法师、贤首法师、清凉法师的建筑[11]，黄公望隐居于高丽寺边上，他与寺僧就不可能没有关系。据著名的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言，元代画家与寺观交往习以为常，黄公望为高丽寺题壁是完全有可能的。惜所画的画是七祖像还是佛像菩萨像，抑或是山水壁画，均不可知晓了。

　　《慧因寺志》卷十、卷十一《题咏》还收录有高丽寺诗，其中许多明人诗中提及黄公望隐居筲箕泉之事。卷十有钱塘徐胤翘《筲箕泉》诗，内有“石底吐名泉，朝夕散云髓；遇之得幽人，失之在千里；……境僻到者稀，深苔湿人履”等句，泉旁幽僻之景，跃然而出。其《探筲箕泉有感》诗则云：“泉流纡转可浮杯，不道荒凉碧草隈。一自大痴骑鹤去，何人更与剪蒿莱。”卷十一收录有蒋如奇、温以介、释方宜、吴炳、蒋全昌、释湛若、姚二煜、释海珠、方新等人以“慧因十景”为题所赋诗各10首，其中“筲箕泻珠”一景，除了极尽诗情妙笔描述筲箕泉奇特的怪石涌泉和周围清幽景象外，无不涉及黄公望，如温以介的“依然大痴笔，天与传丹青”，蒋全昌的“砚忆黄痴洗，茶无陆子盟”，释湛若的“岩际诛茅人在否?即教痴绝亦难攀”，方新的“不见大痴今几年，幻珠犹自媚晴川”，如此等等，都说明在明人看来，黄公望隐居筲箕泉是确凿无疑的。根据明人张丑取诸家文集有关书画题跋汇编而成的《清河书画舫》[12]一书记载，黄公望当年还画有《筲箕泉图》，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也有著录[13]。惜如今《筲箕泉图》已不知所存，如若此画犹存，则尚可从画中得见当年泉旁景观了。不过，从现存的明孙枝《高丽寺》图和《慧因寺志》卷首山图中，尚可看出其周围环境之大概。

　　到了清代，翟灏《湖山便览》卷四《南山路·筲箕泉》记载：“筲箕泉，出赤山之阴，流合于惠因涧。《辍耕录》作筲箕泉，云黄大痴所尝结庐处。《清河书画舫》有黄公望《筲箕泉图》。”可谓因循前人记载而已。

　　此外，明末姜绍书《无声诗史》记载：“大痴道人，隐于杭州筲箕泉。”《常熟县志》、《庚子消夏记》等也都说他漫游西湖，叹山水之清幽，“遂结庵其上”。《虞山黄氏五集总跋》中黄公望十六世孙黄泰说，黄公望的次子德宏，曾寻访到杭州，与其父同住筲箕泉，并以庵为家。

　　由上可见，黄公望晚年隐居西湖筲箕泉无可置疑。

　　2.西湖赤山（埠）、筲箕泉（湾）方位考（略）

　　根据实地考证，黄公望隐居的在赤山之北的筲箕泉，就是在高丽寺所在的筲箕湾内，即今花家山庄、东方龙大酒店内。这里其实是西湖赤山埠码头所在，历史上是运河、西湖到江干钱塘江水陆通道之一，三面环山，玉岑山、石屋岭、兔儿岭三山环围，筲箕、惠因二泉蜿蜒，汇流经赤山溪注入西湖浴鹄湾。

　　上世纪50年代初在这里辟建花家山宾馆时，在兔儿岭山麓发现石隙泉涌，乃凿池而积水，惜泉眼不知所在了。如今泉源已没有丝蛛马迹可寻，仅存一潭碧水和“筲箕湾”一个地名而已。2003年于筲箕湾外浴鹄湾边设纪念黄公望的陈列室，名之曰“子久草堂”，供人追怀。今后若得筲箕古泉重现，当可树碑以纪念这位山水画大师了。

　　西湖筲箕泉，或许是泉眼石形恰似筲箕之形而名，明朝人觉得这个泉水的名字以石头之形来赋名，“以石形相肖，名甚不典”。至于泉因湾名，还是湾因泉名，抑或泉得名在湾前，还是湾得名在泉之前，不得而知，尚待考证。

　　3.“筲箕”小考。

　　筲箕，即饭筲、簸箕的合称，均为民间竹器，以优质毛竹为原料，纯手工制作而成，既有工艺性又有实用性。在乡村有用饭筲淘洗或过滤煮过的半生熟的米饭，以便得到浓稠的米汤，再用竹箴子蒸过滤后的米饭。王充在《论衡》中的《定贤》篇中有“家贫无斗筲之储者”之说。簸箕乃簸谷米去瘪壳或撮土用具。

　　在手相术指纹图形中，有“箩”“箕”之分，“箩”的指纹是圆团状，“箕”则形如簸箕，与山坞山谷的等高线十分神似。

　　又古代星象学里二十八宿中的东方七星之一也是“箕”，本意是“万物之根棋也”，相应的道教诸神体系中也有“二十八星君”及“东方七星君”。

　　以物赋形，以其形状来命名的地名，也是中国风水地理之术堪舆学说的“喝形”传统。以“筲箕”冠地名者，全国各地都有，如舟山的筲箕湾（渔村）、湖南沅陵县筲箕湾镇、香港筲箕湾（海湾）、重庆筲箕湾（水库）等，一般都是收口而腹大、形如筲箕的山坞、港湾、水域。可见，以筲箕命名，有其特有的地理特征，与堪舆术“喝形”密不可分。

　　二、难解之谜：黄公望“富春山居”地“小洞天”及创作《富春山居图》的“南楼”究竟在哪里

　　关于黄公望晚年在富春隐居、往来云游、写生作画的事实，有他自己的传世画作、题跋、诗词及时人诸多记载为证，只是由于原来记载语焉不详，后世学者疏于考证，才导致学术界对有关的具体地点如富春山居地、小洞天、南楼及富春大岭等究竟在哪里莫衷一是，而有关方志文献和传闻轶事的移花接木、以讹传讹，更造成在查证确切方位时让人迷惑难解。这里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就研究所得，提出几点新的看法。

　　1.关于《富春山居图》的五点别解。

　　首先，《富春山居图》是确定黄公望富春隐居地大致范围的参照“坐标”。要确定黄公望富春隐居地的基本范围其实不难，因为富春江的地理范围，元代富阳县的县域辖境，都是基本明确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这个地域范围内来考察。从传世的《富春山居图》来看，我们难以采取实景比附的方法把画中的峰峦、沙滩、洲渚与富春江某一特定山水对应起来，但是从画面所呈现的开阔平远的江岸山水风景来看，其所描绘的显然不是富春江上游而是下游的景色，也就是说，这样的画中景象与黄公望“道眼”“心法”中的富春山水是十分接近的甚至一致的，是他目接心会的富春山水的艺术写照。由此可以推断，黄公望晚年归隐、云游的富春山水，也必在富春江下游一带。至于具体地点何在，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清云游所致和隐居地之别，游屐所达范围肯定不限于隐居之地，但考虑到他八旬高龄，谅必也不致于走得太远，而隐居之地或许只有一个，或许不止一处，可以是自己选址营建的，也可以是与道友同志寓居之所。幸而黄公望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足资参证的“坐标”，这就是传世至今的《富春山居图》、《富春大岭图》、《秋山招隐图》等以及题跋、诗词。让我们来一一解读其中的奥妙吧！

　　其次，《富春山居图》是原本无名的名画。众所周知，传世的“画中兰亭”《富春山居图》之名，并非黄公望所题，而是后世藏家根据黄公望的题跋和画中图景“添加”“补称”的。事实上，早在南宋时李成就曾画有题名为《富春山居》的册页作品，黄公望在欣赏了其10幅册页后，欣然分别题诗并题序云：

　　“李咸熙画，清远高旷，一洗丹青蹊径，千古一人也。今见善夫先生所藏十册，不觉心怡神爽，正如离尘坷而入蓬壶矣。赏玩之余，并赋十诗。”

　　其中的《富春山居》诗云：

　　汉主离宫最上头，昔年曾侍翠华游。

　　青天半落银河水，白日高悬华岳秋。

　　花隐仪銮临阁道，仗移箫凤下瀛洲。

　　三山更在齐州外，遥望苍烟九点浮。

　　遗憾的是，这些册页如今均不得见，而本来不叫《富春山居图》的却历经劫难传承至今，日益为世人所重。不过，以《富春山居图》为名，倒是既符合作品主题、画中景象，也吻合元人同类“书斋山水”作品习惯以“山居”冠名的史实的（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也就是说，假如黄公望当年要给这幅画题名，最合适的也是《富春山居图》。

　　再次，类似《富春山居图》这样的长卷并非“孤品”。有必要说明的是，类似《富春山居图》这样的长卷山水作品，黄公望也曾为好友倪云林画过，名为《江山胜览图卷》，他在题跋中说：

　　“余生平嗜懒成痴，寄心于山水，然未得画家三昧，为游戏而已。今为好事者征画甚迫，此债偿之不胜为累也。余友云林，亦能绘事，伸此纸索画，久置中，余每遇闲窗兴至，辄为点染，迄今十有年余，以成长卷，为江山胜览，颇有佳趣，惟云林能赏其处为知己。嗟夫，若此百世之后，有能具只眼者以为何如耶？至正戊子十月大痴学人黄公望。”

　　此画历时10余年始成，与《富春山居图》所跋完成情况颇为类似，都是闲暇遣兴为友而作的山水长卷。

　　第四，《富春山居图》是一幅未完作品。还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无论根据黄公望的题跋，还是《富春山居图》本身的笔墨，都足以说明她是一幅未竟之作。此画创作的起始时间是至正七年（1347），历经三四年尚未完稿。到至正十年（1350）端午节前一日题跋时犹未完成。其后“早晚得暇，当为着笔”，说明题跋时黄公望打算继续利用早晚闲暇时间补笔添墨，完成画稿。这说明，这幅画虽然前后相隔多年（超过三四年），两次甚至多次着笔，未完时应无用师之请为避免日后有“巧取豪夺”者而先行题跋、未及题名，至于黄公望逝世尚未最终完成，是一幅未完稿。从现存残存画卷看，显然并未最后完成，一般研究者可能很少有机会看到原作，但从高清放大的作品局部看，在淡墨勾勒的峰峦岭背中，明显暴露出未经皴染的笔触，而大多数山峦、沙渚都未加填染，呈现空白，也与黄公望传世的其他所谓浅绛山水画作品迥然不同。许多美术评论家都认定这是他晚年风格变化所致，这或许也有可能，但我更倾向于是他未及最后完成就被好友无用师催索而匆匆题跋赠予所致，而大片留白却意外地呈现出另一番艺术意境，而为后世藏家论者称道不已，倒是他本人和无用师都没有想到的。

　　第五，《富春山居图》只是文人意象中的“书斋山水”。“富春山居”并非一定是指画家本人隐居富春山水，也并非是指画家在富春山里隐居，而是文人“书斋山水”中的意象山居。因此，有的研究者拘泥于字面而望文生义，去查考“富春山”在哪里，甚或指称此“富春山居”图景就是画家隐居地之景象，这是多此一举的。还有人把画中山水形态与富春江某段山水景象做比较，认为形似且神似，从而得出某地某处是黄公望创作时的实景写生地，以此来证明《富春山居图》的“原版”在富阳某地。这样的想法不仅有点牵强附会，而且也是违背了最基本的艺术创作规律的。黄公望的山水是“写意”山水，是古代中国的“抽象山水画”，有中国“印象画派”之美称。从写实到写意，是一个艺术提炼和创作的复杂过程，用实景比附的方法来欣赏或研究这样的作品，进而比对写生地或所谓的“原版”山水，是多余的。

　　2.《秋山招隐图》之“富春山之别径”考。

　　黄公望传世之作《秋山招隐图》诗跋云：

　　结茅离市廛，幽心幸有讬。开门尽松桧，到枕皆邱壑。

　　山色晴阴好，林光早晚各。景固四时佳，于秋更勿略。

　　坐纶磻石竿，意岂在鱼跃。行忘溪桥远，奚顾穿草履。

　　兹癖吾侪久，入来当不约。莫似桃源渔，重寻路即错。

　　此富春山之别径也。予向构一堂于其间，每春秋焚香煮茗，游焉息焉。当晨岚夕照，月户雨窗，或登眺，或凭栏，不知身世在尘寰矣！额曰‘小洞天’，图之以招朴夫隐君同志。一峰老人黄公望画并题。

　　我们姑且不来讨论诗中所描述的隐居地风景物态，先把关注点集中到题跋所透露的信息：画家说这幅画描绘的是“富春山之别径”，也就是说画中主体是一条富春山的“别径”。何谓“别径”？显然是相对于“正道”而言的。这就要从当时富阳的道路交通情况来考察，得先找到“正道”或者主干道在哪里，还要厘清所谓正道、别径的起迄点是哪里。从黄公望在东南各地隐居云游的地域方位和当时富阳的交通路线情况看，所谓的正道是指杭州经富阳到浙西的驿站干线，在元代设有站户、驿马等，其具体情况是：从杭州出发，南行经富阳、新城入建德的浙西古道。在杭州路境内，辖有下列四站；在城站(址未详)，马一百八十匹，正马九十匹，贴马同；庙山站(址待考，马七十匹，正马三十五匹，贴马同；新城站(今富阳新登镇)，马七十匹，正马三十五匹，贴马同；临川站(址待考)马八十匹，正马四十匹，贴马同[15]。凭此驿道，与全国驿道相连，可至全国各地。

　　这里，从杭州出发到新城途径的“庙山站”在哪里是关键。此路段自南宋以后的主干道，基本是从杭州出城，经六和塔、徐村一带，再进入富阳境内，沿途有白鹤桥、春茗浦，到县治后，出西门，跨恩波桥，经鹿山、程坟、后山边，到桐庐、建德[16]。而杭州到富阳县城之间有“庙山”地名的，却有两处：一在西湖区转塘镇今宋城一带，《杭州市地名志》[17]等都有记载，现今仍为公交331路终点站，只是庙山何在，不得而知；另一处是富阳东洲的“庙山坞”，在杭州富阳之间的沿江公路边，根据当地说法，其得名是因为有净因寺，其地又恰在山坞，故名庙山坞。这条路在宋元时期还是非常险峻的江边山路。《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七“胡鼻山”条记载：

　　“胡鼻山，在（富阳）县东五里，山峭峻，下瞰大江，路狭而险，行者患之。乾道中，令陆楠因邑士谢安颐之请，凿路栏石以护，自此往来者以为便。嘉定癸酉，令程王珌修。嘉定丙子，令曾治凤重修，尉陈震为记。宝庆乙酉，令赵汝捍补甓，易石栏为石壁，置庵业，名惠民庵。淳祐戊申，令陈梦炎因祷旱，立麻源真君祠于山之巅，又请拨延寿寺旧额，改惠民庵为惠山延寿寺。”

　　可见南宋时历任富阳县令都以修筑此路为己任，从嘉定九年富阳县尉陈震作《胡鼻山路记》可窥全路之大概：

　　“邑之东繇东门铺抵赤松可九里，多凿穹石堆埼为路，旁瞰大江，崨嶫湍险。夜行不禁，亡赖之人，抵禁肆欺。乾道间，邑令陆楠更辟路，创石栏，建庵，守以僧，民以为便。岁久，柱折栏坏，守僧不存，行者惴然。嘉定丙子，令尹曾公治凤始增立石柱三百七十根，翼以栏楯，复修其旧，相望不绝，葺庵以存僧，奸人屏迹。又自鹳山直抵庙山二十里，山行病荦确，泥行多泞淖。公悉砌以石板，召匠度费，悉以委之，视其成，计寻丈而偿其直。不任吏，不役里长。凡为路一千五十二丈，逾月而成，与今大参郑公所砌入京之道相为联属，端夷广衍，可以久而勿坏矣。第石栏干之设，以木为栅，递兵走卒，挽船之夫，夜过者多窃以为薪，易止废坏，非严其禁不止。旧比掌以里工，若县家加检防而时葺之，不难也。惟后之君子，以弘济为心，毋以创不自我而怠焉，幸矣。”

　　显然，从富阳县城东门到赤松山之间大约九里的沿江险峻山路，是当时往来富阳与杭州之间的新辟通道。即便在清朝，“每趋候大府，道之所由，必出于是”，而大岭“横绝大江之滨，山势峭峻，俯瞰江流，旁开一线之道，既狭且险，自宋以来，虽建设石栏石柱，而兴毁不一，行旅往来其间者，能不顾之而心怀慄慄耶？”，县令钱晋锡“重建新亭，度径道之自西徂东者，凡几千百丈，命工人铲削而平治之，役旬日告竣，由是行者驻步之间，无所畏难，若坦途然。少憩亭上，左右瞻览，其东则虎爪、赤松与钱塘洄洑吞吐，日月为之薄蚀；其西则桐江奔赴，挟龟鹿诸山而直下，而邑城雉堞齿齿，烟火数千家，鸡犬之声相闻；南望则龙门阳平隐隐跃跃，有龙翔凤翥之势，而江阴诸洲渚村落邱聚可挹而注也；下则断崖百尺，波涛汹涌之态，变幻顷刻，云帆沙鸟，出没冩履之下。壮哉！可谓极登眺之乐而有出于一峰老人笔墨之外者矣！”[18]大岭险峻情状和方位地望，描述之详无有过者。

　　这里赤松山又名赤亭山，《正统重修富春志》卷三《赤松山》云：“在县东九里”，正与此合。有晋孙文度铭残碑，可辨“义熙八年三月……”等28字。唐长安二年重刊，不存。录谢灵运诗，有“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缅云雾，赤亭无淹薄”之句。而清光绪《富阳县志》卷九《地理上》记载：

　　赤松山(钱令旧志)，在县东北九里，高一百五十丈，周围四十里一百步。相传赤松子驾鹤时憩于此，山形孤圆，望之如华盖，亦名华盖山(一统志云)。孤圆耸秀，江流其下，群峰环拱，抵若盖然。又名鸡笼山(隋书地理志)。富阳有鸡笼山，沿俗名也。又名赤亭山，《太平寰宇记》去严光钓于赤亭，缘海四县台基存。记日：赤亭，在定山东十余里，即此处。

　　赤松山一山四名，也算是当地名山了，由县城东门经大岭到此大约是九里沿江山路，在当时仍然是险峻的便道，元代官府设置的驿道驿站，似乎不大可能走偏僻的山径险路，也不适合以马为主的驿站运载工具（元代山间驿站有设置人力轿夫的）。因此，庙山站很可能就设在转塘的庙山附近。只是这样的话，杭州在城站到庙山的路程与庙山到新城站的路程显得太长短不一了。不过这不要紧，我们倒可以基本推定：黄公望这里所谓的“富春山之别径”，就是他往来隐居云游常走的沿江山路胡鼻山便道。

　　从实地勘查和富阳地方文献记载看，这条“别径”正好出县城东门经过大岭到赤松山一带。南京博物院珍藏的黄公望《富春大岭图》描画的就是富春大岭景象，画中富春山重峦叠嶂，山巅晓雾迷遮，若隐若现；山脚两岸相接，兀石环抱，苍苔点点，坡上丛树槎丫，繁茂峥嵘；最值得注意的是山径蜿蜒，盘伸幽谷，行间可见小桥茅屋，隐落丛中，远处深涧，飞瀑帘挂，缓缓下泻。这是唯一一幅与隐居富春有关的标明了画中景物实地名称的传世作品。画中的“大岭”，正是前述的“富春山之别径”最险要的一段。从画中景象看，《秋山招引图》好比是《富春大岭图》的近景，其中蜿蜒曲折的沿江险峻通道的走向和形态，有着惊人的一致。只是曾经出自黄公望画笔的富春大岭或胡鼻山，在1977年沿江公路改造时被夷为平地，现已不复存在了。

　　3.“向构一堂”的“小洞天”在哪里？

　　由上述考证，可以进一步推断：黄公望所隐居的富春山居地“小洞天”也就在这条沿江别径之上。

　　“小洞天”是黄公望隐居地的总称或主体建筑的匾额，这在他的题跋中已经说得很直接明了：“予向构一堂于其间，每春秋焚香煮茗，游焉息焉。当晨岚夕照，月户雨窗，或登眺，或凭栏，不知身世在尘寰矣！额曰‘小洞天’。”而《秋山招引图》是他“图之”用来招引“朴夫隐君同志”的。可见，此图所画才是他富春山隐居地“小洞天”的真情实况，而他当年也不是独自一人隐居其间，而很可能有“朴夫”等同道好友。从“或登眺，或凭栏”的记述，可知其“小洞天”不是在山坳低洼之处，而是在峰巅岭头高敞明丽之地。从诗中描绘的洞天景象看，他在这里的隐居生活是“每春秋焚香煮茗，游焉息焉”，“不知身世在尘寰矣”，是很惬意的。

　　“小洞天”是他隐居地的总称或主体建筑的匾额，用“洞天”来命名隐居地，恰恰是最符合作为道士的黄公望身份的。道家通常以名山胜水为洞天福地，修建宫观楼宇，炼丹服药，以求得道升仙，自古以来有所谓“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之说。黄公望以“小洞天”来命名其隐居地，正是他道士身份的最好说明。洞天福地一般都是能实指的确有其地的，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依天然的洞穴岩窟而建，有时也只是纯粹名义上的寓意而已，未必一定有洞窟。具体到黄公望的富春山隐居地“小洞天”到底有没有洞穴岩窟，要根据所在地实际情况来判断，不能找到一个洞就牵强附会。

　　富阳当地的热心人士、曾在东洲庙山坞林场工作过的李贡学2003年在林场一带的山上发现三个天然洞穴，其中两个在朱门坞的山顶上，两洞对称，各据南北而生，南边的叫“南石洞”，北边的叫“北石洞”。另一个洞穴则在庙山坞到顶——灯台赢的对面，名为“娘娘洞”。娘娘洞的洞厅小且浅，顶部滴水不止，朱门坞山顶上的两洞非常有可能是小洞天之所在，更以“南石洞”为首选。“南石洞”洞厅宽阔，踞山顶上而一览众山，富春江尽在眼底，视野开阔，极有可能就是黄公望当年隐居的“小洞天”[19]。

　　我觉得这个“南石洞”与《秋山招引图》的题跋和诗境十分契合，倒是有可能的，只是没有到现场考察，不敢冒下结论。其实，我们切莫再犯望文生义的错误，从“小洞天”的字面上去理解隐居地，甚至据此去寻找岩洞石窟来比附小洞天，虽然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还要考虑到实际地点是否适宜居住和周围环境、水源、交通等情况，更何况当年的黄公望已经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来此隐居目的主要不是绝俗隔世、修炼问道，而是爱富春山水之胜，与同道同好来此品茗赏景，写生作画。因此悬崖绝壁、山高路险等处，往来交通、水源饮水、生活物资接济等成问题，成为隐居地的可能性不大。笔者到实地调研，在当地老村民向导卢关金等的陪同下到庙山坞采访考察，据说娘娘洞在灯台瀛对面山顶，虽貌似可居却山高路险，而南石洞则无路可达，需在荆棘丛林中披荆斩棘个把小时才能抵达。可想而知，这些所谓的“洞”，一个耄耋老人要去隐居是难以想象的。至于有人认为“小洞天”的意思是说“别有洞天”，就是进去一个幽深的地方、突然眼界开阔了，应该就在庙山坞里某一个开阔之处，显然存在对道家“洞天”的理解偏差。

　　如果从大岭实际位置、形势、交通与《富春大岭图》《秋山招引图》及自宋至清的沿江山径记载的高度一致来推断，那么已经不复存在的大岭山头，或许才是当年黄公望隐居地小洞天之所在。至于有人认为“小洞天”的意思是说别有洞天，就是进去一个幽深的地方、突然眼界开阔了，应该就在庙山坞里某一个开阔之处，显然存在对道家“洞天”的理解偏差。

　　另外，黄公望题跋中自称“向构一堂于其间”，有人据《说文》“堂，殿也”及注解，结合《富春山居图》题跋中的“南楼”，认为黄公望富春山居是一处别墅式的建筑，而非一般之草舍或民宅[20]。这是完全从字面上来推理的结果，如果照此方法，那诗中首句就是“结茅离市廛”，则其“小洞天”当是茅舍了。从《秋山招引图》看，画中有几处干栏式建筑、木桥和路亭，还有隐没在山峦后的屋檐殿角。

　　4.《富春山居图》创作地“南楼”何在？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自己题跋：“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亹亹。”

　　这里的“南楼”，笔者与许多学者一样，以往都推定是他隐居之地的画楼，之所以名为“南楼”，可能是位置在南面的一座楼。这种推想是把他的富春山隐居地与南楼视为同一地的结果，仔细推敲是难以完全成立的。

　　如前所述，黄公望的隐居地名为“小洞天”，是他亲自所构建的“一堂”，不管是茅舍还是殿堂抑或是岩窟穴居，也不管是只有一座单体建筑还是如《秋山招引图》中所画有若干组不同建筑，用简单的方位名词来命名画楼的可能性都不大，否则与黄公望的高道隐士风雅个性显得有点不靠谱。

　　从理论上讲，这幅画的创作地与他的隐居地既可以是同一地点，也可以是不同地方。而从他的题跋中可以推知：至正七年（1347）作者归“富春山居”之时，在“南楼”援笔画就此卷，历时三四年“未得完备”，原因是“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这就很明白，画草就是在南楼，而一度留在山中隐居地，也就是说，《富春山居图》最初的留藏之地确实是在“小洞天”，而“南楼”未必在“小洞天”。

　　“南楼”虽然留名于画，却不知楼在何处，这成为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众多迷案中最难破解的一个谜。为了破解这个难解之谜，笔者在检阅富阳地方文献中，意外地在《光绪富阳县志》卷十六《胜迹》中，发现转录自《杭州府志》的“南楼”条：“在富阳城南。”并录有张南史《富阳南楼诗》。张南史，唐朝著名诗人，字季直，幽州人。好弈棋，其后折节读书，遂入诗境，以试参军。避乱居扬州。再召，未赴而卒。《全唐诗》卷二百九十六收录其诗。诗集第一首就是《富阳南楼望浙江风起》：

　　南楼渚风起，树杪见沧波。稍觉征帆上，萧萧暮雨多。

　　沙洲殊未极，云水更相和。欲问任公子，垂纶意若何。

　　如此看来，早在唐朝富阳就有“南楼”，从诗中意境看似乎是在城南江岸，可观赏江上风景。那么这座唐时“南楼”，在宋元及以后的历史时期命运如何呢？特别是在黄公望所在的元朝，南楼还在吗？遗憾的是，在富阳地方文献中几乎再也找不到关于南楼的珠丝马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富阳广播电视台孙希荣热心查考“南楼”史地，他回忆说：现在南门街对出来的地方原本有个南楼，又叫大观楼，是座城楼，此地是观赏富春江美景的极佳位置[21]。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黄公望题跋中的“南楼”，极有可能就是这座县城南门城楼大观楼了，只是这个说法一时得不到实证和旁证。而孙希荣又认为另一种可能：“南楼”所在或在鹳山吉祥寺附近，极有可能是“春江第一楼”附近的某个建筑。但是，从《光绪富阳县志》卷首的《县城图》看，吉祥寺在东门之东、城墙之外，第一楼在鹳山之上。

　　在有文献记载和口碑资料为证的前提下，我更加谨慎地倾向于这样的推理：唐朝时富阳城南的“南楼”，一直作为县城南门城楼而存在，虽然别称“南楼”或“大观楼”，但并非是独立的单体建筑，而是南门城墙的一部分，从县城临江而建，南门与沿江距离局促的实际情况看，赋予南门城楼特殊功能，把南门城楼作为临江赏景的建筑而冠以南楼或大观楼之名，都是合情合理、合乎实际的。如果说明代的城墙在清末拆除后，南楼也被拆毁，不复存在，但南门街、南门渡等地名却流传了下来。从现今实际地理方位看，应该就在南门直街靠江边的地方。虽然它不太可能是现在的春江第一楼，但两者的临江赏景功能是相似的。第一楼在清末的建造，或许正是为了接替南门城楼或大观楼的这种登高游观功能。虽然这个结论尚需文献、实物的进一步考证，但是在现有史料情况下，与其仍然猜测“南楼”是隐居地靠南的建筑，或者说是黄公望的画室所在，倒不如推断是县城南门的门楼更加名副其实和相对可信。

　　三、莫须此有：关于富阳庙山坞“筲箕泉”之我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