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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市依据相关规定共开展考古勘探183项，勘探总面积达2206万平方米，相当于3090个足球场;考古发掘67项，发掘面积6.6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足球场;保护各时期古代墓葬3000座、窑址140座、灰坑905座、房址30座、井140口、道路16条;出土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银器、金器、玉器等在内的文物共计1万余件（套）……”
近日，“2017年北京市考古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圆明园正觉寺举行。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向社会公布了一组考古数据，将古都北京厚重的历史文化更加全面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通州发掘保护千余座墓葬
近年来，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通州区相关考古工作一直有序推进。2017年，通州区发掘保护战国至清代墓葬1023座、窑址81座、水井20口、灰坑20余座，出土陶器、瓷器、石器、铜器等各类文物。其中，战国墓葬、唐代潞县县丞艾演墓、辽代仿木结构墓等代表性墓葬均具有较高的学术和科研价值。“比如艾演墓的位置和墓志的记载，就是汉代路县故城城址位置的有力佐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郭京宁介绍。
2016年，隐没2000多年的西汉路县故城重见天日。2017年，有关部门为配合京唐高铁及城际联络线建设等项目，在路县故城城址西南部再次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勘探工作，发掘出大量汉代灰坑、水井、房址、墓葬，特别是水井的形制多样，在以往北京的考古发现中较为少见。“由此可以推断这里是两汉时期路县城外的生活和手工业生产区，对研究古城本身的历史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负责人表示。
大兴、延庆、房山均有重大发现
除通州区外，大兴区新机场南航基地机务维修设施项目、延庆区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建设相关项目、房山区河北镇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的先期考古勘探、发掘工作也成为2017年北京市考古工作重点。
在延庆区项目考古中，发现了两处保存较为完整的魏晋时期家族墓，形制和规模在北京考古史上罕见。墓葬中出土了“太康六年”“上谷”“阿秋侯君”等字样的铭文砖及银质龟钮“偏将军印章”等珍贵文物，对于研究“上谷侯氏”的发展及此地的军事建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遗址中还出土了两盒唐代墓志，内容提及“儒州”“儒价城”“新妫州”等多处地名，为研究北京地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资料。
大兴区项目考古发掘主要以清代墓葬为主，共计228座，其中单人葬、双人合葬、多人合葬及迁葬墓四种埋葬形式齐全，为研究北京地区清代墓葬的形制特点、丧葬习俗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在房山区项目考古中，更是发掘出一组规模宏大、整体格局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亲王园寝。“综合各方资料分析，该遗址应属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庄亲王家族园寝群，也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的唯一一组清代亲王园寝，具有较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郭京宁说。
圆明园考古亮点颇多
“从如园到紫碧山房，今年圆明园的考古工作同样亮点颇多。”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组长张中华介绍，如园遗址是近年来圆明园首座经过考古发掘的仿江南园林建筑景群。“通过发掘，基本摸清了嘉庆时期如园遗址的布局、形制和工程做法。出土的嘉庆皇帝御笔石刻，印证了嘉庆重修如园的史实。泛红的地面、酥粉的金砖、断裂的石材，说明如园曾被一场大火付之一炬。”
紫碧山房遗址位于圆明园西北隅，始建于雍正时期，史料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进行了大规模改建。2017年，这里发掘出值房、含余清、澄素楼等建筑遗迹及码头、道路系统、排水道等附属设施。“发掘确认了紫碧山房现存遗迹布局与乾隆全盛时期基本吻合，并发现下层可能属于雍正时期的遗存，为探讨该景区的修建历史提供了考古依据。”张中华说。
更为可贵的是，圆明园的考古现场发掘弥补了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半圆形码头、排水道、石板路等不见于文献的遗迹正越来越多重现于人们的视野。“当今民众对圆明园形象的基本认知只是停留在大水法，然而这部分景观仅占圆明园整体的2%.”在圆明园管理处主任李博看来，伴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未来圆明园应将更丰富、更全面的遗址以多样化手段呈现给世人。
在于平看来，2017年北京的考古新发现不仅是建设“一城三带”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指导精神。“未来，北京将进一步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深入挖掘阐述文物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为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作出新贡献。”于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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