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初的北京,也是这样一个隆冬时节,18岁的单士元第一次走进故宫,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书记员,清点清宫旧藏。“当初进故宫,说是点查6个月的文物,没想到,干了一辈子。”
90多年后,由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故宫古建守护者系列之单士元专题展览”暨“单士元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东华门古建馆开幕。
开幕式是在东华门城楼露天举行的,这一天北京零下8摄氏度,刮着西北风。这场活动却是故宫近来“国宝级”专家来得最多的一次:95岁的建筑学家吴良镛、95岁的文物专家谢辰生、85岁的建筑历史学者傅熹年……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并非单士元的亲属,却相隔几十年,也成了故宫博物院的掌门人。在开幕式上,单霁翔说:“单老的一生是为实现明清故宫走向故宫博物院的伟大变革而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不断践行中国营造学社优良学术传统的一生,是为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辛勤耕耘的一生。”
没有单士元带领的第一代故宫人的努力,或许世人就看不到今日的紫禁城。
1924年,清逊帝溥仪出宫,民国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单士元负责物品点查和档案整理编目。当时的北京,寒冷时气温直逼零下十几摄氏度。据单士元后来回忆:“一进神武门洞无法行走,因为西北风打得身子直转,身不由己地撞在神武门洞两壁,可以说是打着转进宫的。”初进宫时,一些年长的学者知道单士元不认识器物,就亲切地喊他:“来,小孩子,(把标签)挂在那个文物上。”
10个月后,故宫博物院成立,单士元留任,从事文献研究与编纂工作,开创了档案目录学,同时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念研究生。
当时的北京大学自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后,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且秉持“大学中无论任何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的教育理念。1923年,单士元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进入北大的平民夜校读书。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他很快引起授课教授的注意,被破格允许在北大史学系旁听,后来又顺利考上大学。
单士元的老师名单,包含胡适、马衡、沈兼士、朱希祖等诸位史学大家。在读书期间,他就参与编辑《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掌故丛编》等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重要刊物。
上世纪30年代,正在读研的单士元选修了西洋史。教授告诉学生自己在国外的见闻,“外人认为中国建筑有独到的风格,可惜的是中国人不懂本国建筑,尚未有专业人员从事研究”。这番话对单士元的触动很大,年轻的爱国学子,决心要在建筑领域干出一番事业。
1930年年底,单士元加入国内最早研究中国建筑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利用自己的专长,为梁思成、刘敦桢的研究工作提供史料支撑。梁思成曾说:“你不用到处找,故宫就有一个懂古建筑的,叫单士元。”
经梁思成推荐,1954年,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的首任院长吴仲超,将单士元调入故宫古建筑研究部门任要职。这是单士元的幸运,也是故宫的幸运。
单士元组建了专门的古建筑保护部门,全面普查故宫古建筑,在全国最早为文物建筑安上了防雷设施。他把一些技术精湛的老匠师招进宫中,同时带领着一批青年工作者,组织完成了为迎接1959年国庆故宫古建筑的第一次大修,并在上世纪60年代掀起了故宫古建筑修缮工程的高潮。
单士元是故宫博物院从皇宫走向博物院的最后一位见证人。他曾说:“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初建并非易事,当年靠的就是正直清廉、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名流师长们,带领我们青年历尽艰辛、献身其事。虽然我们没有拿枪上战场,但也是出生入死地用生命保护故宫和国宝文物。没有70多年前的初创历史,不可能有今日的故宫博物院。”
怎样才是一名真正的故宫人?单士元的标准是:仅仅有大学文凭是不够的,而是要从中国发展史及社会发展史上,对故宫博物院有高屋建瓴的认识才行——这是对故宫人的起码的要求。
单士元在晚年为自己立了三条座右铭:其一,行止无愧天地;其二,君子安贫真富贵;其三,不虞之誉秋风过耳。
1979~1986年,退休后的单士元已至古稀之年,还和当时建设部的郑孝燮、国家文物局的罗哲文到处奔走,呼吁保护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名城。卢沟桥的“退休”、德胜门城楼的保留、颐和园昆明湖的清淤、北京四合院的保护……都能看到年迈的单士元奔走呼吁的身影。
单士元、罗哲文、郑孝燮被称为中国古建筑保护的“三驾马车”。单士元1998年逝世,罗哲文2012年逝世,郑孝燮也在今年年初以101岁高龄逝世。“三驾马车”全部进入历史。
单士元曾说:“我有幸70年未离开故宫这个大学校,并以为至今尚未毕业。”我们也很幸运,前人耗尽了一生,为我们留下这壮美的紫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