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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舞台上来去匆匆的三国，留下了太多演绎和传说，如何识其真面目？它对后世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历史学者习惯从文献中寻找答案，而考古学者更善于从历史遗存中发现蛛丝马迹，通过对物质遗存的发掘、分析和研究，揭示背后的历史原貌。
都城遗址和贵族墓葬有重大发现
今年4月初，“河南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两座代表三国时期曹魏和孙吴的高等级墓葬同时入围“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被学界戏称，2016年的竞选舞台上“玩”起了“三国杀”。2015年，主体建筑始建于曹魏时期的河南洛阳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入选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事实上，近年来，三国时期的都城遗址和贵族墓葬不断有重大发现，在传世的历史文献之外，这些考古发现能够为三国历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研究提供哪些新的认识？“随着学界对这批考古材料的逐渐‘消化’，它们的价值会更加彰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对三国时期的考古与历史研究抱有期望。
“都城、帝王陵墓及贵族墓葬，是封建社会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工程。从考古发掘发现都城遗址和墓葬来看，存在文化基因上的继承关系。”刘庆柱告诉记者，汉魏洛阳城遗址考古发掘结果表明，最早见于曹魏洛阳都城的阊阖门就是现在大家从故宫看到的午门的最早雏形，乃至中轴线的都城结构也可以追溯到曹魏时期。西晋后在洛阳建都的北魏，虽为鲜卑人，依然大体保持曹魏、西晋的洛阳城格局，大分裂和大融合的时期在都城建制上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认同与继承的历程。
墓葬考古新材料具有断代意义
不同时期的都城制度和墓葬制度往往在都城建制与墓葬（尤其是贵族墓葬）制度上有所体现。考古学者们从发现的都城遗址和墓葬遗存的特征，归纳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断代表征，继而分析总结不同时期的国家制度，乃至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有关三国时期的研究却很棘手，不少问题难以达成共识，如“2009年发掘的河南安阳西高穴墓是否为曹操墓”曾一度处于争议的风口浪尖。“三国历史时期较短，保存下来的历史遗存比较少，因为掌握的材料少，很难总结当时的都城、墓葬制度。因此，当发现曹操墓中一些新特征时，就很难判断墓葬性质。”刘庆柱说。
而2016年发掘的河南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虽然墓主确切身份还无法断定，但结合史书记载以及与此前发现的同时期同类型墓葬特点的相互印证，使学界对之前不少存疑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批三国墓葬考古新材料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其断代意义。”刘庆柱分析说，河南洛阳西朱村曹魏墓中发现400多片石牌，类似的石牌此前在河南安阳西高穴墓中也有发现，两者在墓室结构、葬仪使用品等方面都体现出相似的高等级帝陵级的曹魏墓葬制度，从侧面再次印证了河南安阳西高穴墓确为曹操墓。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虽然没有出土印章，但从其墓葬特征，结合墓葬位置所处历史地理角度的相关史料记载，可以判断其为仅次于南京江宁上坊大墓的王以上级别孙吴宗室墓。
这场2016年考古学界的“三国杀”综合此前考古学材料的积累，解决了三国考古学领域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墓葬特征也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体现。”刘庆柱认为，而这一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一方面可以作为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上的一个坐标点，以墓葬的规格特征判断墓主所处的社会等级、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进一步总结深化对这一时期陵墓制度的认识，比如曹魏的“薄葬”特点，对此前东汉陵墓制度有哪些继承与变化，对三国之后产生了哪些影响等问题，都有待于学界对这批新发现考古资料的进一步研究。同时，应该注意到陵墓研究与都城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
理清三国历史定位
如何看待三国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的定位？刘庆柱认为，从对后世中国的影响来说，三国之中，曹魏的影响尤为凸显。这一点从发现的都城遗址和墓葬遗存所反映的都城建制和陵墓制度上都得到了体现。此外，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融合、中国政治格局版图的变化、政治中心的转移、隋唐大运河的开凿都可以追溯到曹魏时期。
而对于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刘庆柱表示，有赖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打破学科界限，融汇不同学科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成果。而目前二者在有关研究上存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差异。“考古学表面看来如同一门材料学，和不同类型的物质遗存打交道。但考古学人始终不应该忘记，考古学的核心是历史学，而历史学就是要研究历史的规律，透物见人，从‘文物’的‘物’的研究上升到对背后隐含的‘文’的研究，发现其承载的历史信息，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文物的真正价值。”刘庆柱建议，历史学者同样应该突破知识的局限，多关注考古学界的新发现、新材料，让这些新材料为自己的史学研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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