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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新出土的文献资料究竟取什么态度，是检验一个平庸的凡夫俗子和一个大师根本差别的试金石。
对于出土竹木简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把它当作可有可无的陪衬而进行认识的。汉代四百多丰碑巨额，春秋战国时的重鼎大器，与之相比，竹木简牍完全缺乏仪规森严的庙堂之气，而有草率蕪杂之弊。作为陪衬，完全是预料之中、顺理成章的。
竹木简牍又被指为“民间书法”而与官僚书法、士子书法等等有社会地位身份的人所写书法截然不同。它没有书写人署名，也说不出作品名称，乃至不得已只能用发掘地来命名，比如居延、武威、敦煌或走马楼、里耶、马圈湾、睡虎地等等。荒野燧址、穷乡僻壤，与书法向来的置身场所如皇宮内殿、风雅碑林、文人书斋完全异调。这使得它无法进入历史、尤其是书法史的主流形态，如果不是近代考古学兴起，导致的全国范围内的简牍大发掘的事实，其实它本来还应该沉寂几千年而与书法史、文字史、文献史无涉。
但当“正统史学”对它熟视无睹、而书法家们也对它漠不关心之时；却有一些先知先觉者以卓绝的敏感，看到了这些出自于“村野匹夫”之手的书迹的价值——在上古时代以石刻铜铸为载体的书法形态史中，忽然出现了这几万件竹简木牍上的手写墨迹，而且完全没有魏晋书法史和宋元书法史上的浓郁书卷气，反而是汪洋恣肆，无所顾忌，信手挥洒，天机毕现；也不受小篆戒律森严和隶、楷之法的束缚，这样鲜活的、生机勃勃的书写风姿，正是大师名家们在苦苦思索探寻时百求不得徬徨失据时最渴求的。
辛亥革命1911清廷覆灭之后，罗振玉挈家避地日本京都，与王国维共同编著《流沙坠简》共三册，于1914年出版。收录法国汉学家E?沙畹著作中的图片，计有斯坦因在中国所得的敦煌汉简、罗布泊汉晋简及少量残纸帛书，计588枚（件）。分类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项，附释文与考释，王国维还有长序论之。当时被推为中国近代第一部简牍研究著作。我们在看《流沙坠简》时，钦佩于罗、王之精湛学术，考古史列文献，开汉简研究风气之先；但如果站在书法立场上看，最早关注到竹木简牍书法价值（而不是历史文献价值）的，却应该首推沈曾植。
就在1914年2月3日《流沙坠简》尚未刊世之前，沈曾植打听到有简牍书法时，便委托罗振玉为之搜寻摄影，还准备付费求取，其目的是言明“为书法计”，而不是历史文献考订的目的。
《海日楼遗札》：“叔韫仁兄大人阁下，汉竹简书，近似唐人。鄙向日论南北书派，早有此疑。今得确证，助我张目。前属子敬代达摄影之议，不知需价若干？能先照示数种否？此为书法计，但得其大小肥瘦楷草数种足矣，亦不在多也”。（《同声月刊》第四卷第二号载）
在日本的罗振玉依沈曾植嘱，先寄几页《流沙坠简》书的样张寄上海沈曾植时，沈如获至宝。又覆信述如下：
“今日得正月廿七日书并《流沙坠简》样张，展示焕然，乃与平生据石刻金文悬拟梦想，仪型不异,《坠简》中不知有章草否？有今隶否？续有印出，仍望示数纸。余年无几，先睹之愿又非寻常比也”。
不过十余天之际，罗振玉因《流沙坠简》出版寄赠沈，又驰书沈曾植：
“乙庵先生大鉴，《流沙坠简考释》已印成，兹将后半寄奉。此书恐无读之终卷者。幸长者匡其不逮，至恳至恳”。
如果说，罗振玉王国维的简牍研究更多的是着重于文史的话，那么沈曾植屡托求得《流沙坠简》却是“为书法计”。更因感叹自已年迈，“岁末齿痛，百怀无俚”，“余年无几，先睹之愿又非寻常比也”的自述，反映出他欲窥全豹的急迫心情。而对简牍有如此敏感又如此急切、必欲先睹为快的做派，又反映出沈氏非常年轻的精神状态；善于接受新事物，没有排斥心态。
如果说《流沙坠简》是第一次向社会公开沙畹著作收录的斯坦因所得汉简并开始启动简牍文化研究、以罗振玉王国维为领军的话；那么沈曾植的意义，是在于他是最早关注简牍的书法价值，并成为“简牍书法史”倡导者又将之引入创作实践的第一人。他的“此为书法计，但得其大小肥瘦楷早数种足矣！”；“乃与平生据石刻金文悬拟梦想，仪型不异”；“《坠简》中不知有章草否？有今隶否？”；“余年无几，先睹之愿又非寻常比也”；等等发问，都是针对简牍的“书法”问题而去的。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最早对简牍书法进行关注并身体力行地学习简牍书法的，沈曾植可谓是第一人。《流沙坠简》是第一部汉简著作，在还未成书之前，罗振王已将印刷样张寄送到上海沈氏府邸；其后一出版马上寄奉沈曾植，传世沈寐叟书法作品中，多见简牍笔法，证明他马上就吸收运用了。这样的超级记录，并世不作二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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