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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的全部外交可以被概括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也就理应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的总体政策抓手。
如果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考察“一带一路”，那么就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中国国内发展和经济外交的一部分，还应当重视如何通过倡议来改变和塑造人类世界。而且这种改造和塑造也绝不可能仅限于物质层面，相反必然会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制度和理念层面。如果没有一套共同的价值观、没有共同的理念信念，也绝不可能产生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2017年，“一带一路”倡议经历了两次重大发展。第一次是5月于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主旨发言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倡议“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这标志着“一带一路”从一项区域合作倡议发展成了着眼世界、覆盖全球的合作框架。
第二次则是在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此次大会正式将“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标志着倡议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的理论指导方针。从倡议的政策层次来看，无论是从广度还是高度而言，“一带一路”都处于中国外交的统领地位。
西方很多国家和声音经常批评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合作“缺少价值判断”、“唯利是图”、“不讲原则”，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理想和价值始终贯穿着中国外交的始终和全局。“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显然，中国外交追求的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价值，是一种能够更广泛地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的理念。
2015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一全新论述旗帜鲜明地宣示了中国承认并致力于维护和推广能够为全人类所接受的基本价值理念。这说明中国绝不是要在价值理念打造一个“自我封闭的孤岛”。
当然，要实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易事。所谓“民心交融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应当认识到，理念和价值上的相通远比修路架桥、商旅往来要困难的多。但是正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言，“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在推进过程中，我们一定不能因为眼前和局部的利益而忘记“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普世关怀和终究追求，时刻谨记“一带一路”是中国继续探寻、发展和完善“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尝试，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
和平与发展是“一带一路”的物质价值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和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外交的基本价值追求，坚持和发扬这一传统是“一带一路”在探寻人类共同价值上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和平与发展与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密切相关，没有和平与发展，人类的物质财务就无法累计、物质生活条件就无法改善。正所谓“仓廪足而知荣辱”，没有和平与发展的保障，人类的其他一切价值追求就无从谈起，更遑论在更高层次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只有保障和平，才能实现个人、国家和世界的发展。也只有实现全面、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才能真正保障国家和世界的和平。“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损害和平的发展与缺少发展的和平都是不可持续的，也都不是真正的和平与发展。因此，“一带一路”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财富远较以往时代丰富、科学技术远较以往时代先进、国际联系远较以往密切的当今时代，解决长期困扰人类社会的“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
对于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目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独特的答案。首先，中国高度重视设施联通对于发展的促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互联互通是一条脚下之路，无论是公路、铁路、航路还是网路，路通到哪里，我们的合作就在哪里”。同时，中国提倡的设施联通又不仅仅是“修路架桥”，而是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它指的是沿线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在物理层面上的多层次联通。除了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之外，它还包括沿线人民生活和发展所必须的一切其他硬件网络。由这些网络构成的设施联通是不同共同体之间交往、沟通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重视这一关键基础体现了“一带一路”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将发展落实到了基本物质环境和生产手段的改变上。
另一方面，与西方的类似合作与开发计划不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绝不嫌贫爱富、趋利避害，也不单纯追求超额的利润回报。事实上，毋庸讳言的是“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不仅沿线国家自身难以承担，对于中国自身来说也意味着很大的负担和风险。但是，中国真正认识到了只有各国的全面发展才能保证中国自身的长期发展、只有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才能保障中国自身的长期繁荣。
因此，在现有的地区和国际融资体系难以给予沿线国家足够支持时，中国反而主张“切实推进金融创新，创新国际化的融资模式”，力主引导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通惠及沿线地区亟需资金支持的发展中国家。为此，中国既推动二十国集团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支持世界银行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建立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国际机制，付出了重大的努力。面对挑战和困难，中国的“一带一路”体现出了强大的主观能动性。
中国之所以不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的动荡不安和治理条件的相对落后、积极推动倡议的推进，就在于与单纯呼吁和平与发展不同，中国更重视通过实际可行的发展模式为实现和平和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中国倡导的发展是包容发展、共同发展，不能是孤立的发展。中国提倡各国应当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国家的发展，“不能把世界长期发展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对于这一新型发展这一理念，中国既是践行者也是先行者。和平与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基本物质价值，其主张沿线各国和全人类应当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构建持久和平，实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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