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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皆决于法”是秦帝国的一种自我择取，学界大多以其因商鞅变法而致强的历史因素探究之。然则，“事皆决于法”亦有源自“秦为水德”的天命认知因素。按照当时盛行的“五德终始”说，秦为“水德”，这为其“事皆决于法”提供了本体层面的天命依据，助推、加强了秦帝国对“事皆决于法”的贯彻与施行。
阴阳五行说受青睐
商鞅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变法助秦取得巨大成功，最终成就秦完成统一大业。然就层级言之，商鞅及韩非一系的法家学说整体上只是一种“法术”。其“法”唯能充当“治”的工具，难以发挥信仰系统的功效。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帝国迫切需要一套理论信仰学说，为秦帝国政权及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给予解释论证。
在选择构筑秦帝国意识形态过程中，战国齐人邹衍创设的以“五德终始”说为核心的阴阳五行说获得始皇帝的青睐。邹衍初“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后“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即是说，邹衍先是以儒家学说游说诸侯“世主”而未被接受，也不为当权者重用，遂改变策略，以“阴阳消息”、“五德转移”来解释王朝更替的原因和趋势。尤其是“五德之运”，聚焦王朝的更迭，为王朝立论，这不仅令其时的王公大人“惧然顾化”，邹衍也“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阴阳五行遂流传甚广，影响甚大。
及秦统一六合，“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称帝伊始，秦始皇遂命群臣为秦王朝推定当主何德。“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火代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故当为“水德”。这不仅为其代周而兴的历史现实所佐证，且早有祥瑞征兆，“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这符合“五德之运”宣扬的“凡帝王之将兴，天必先见祥乎下民”的祥瑞征兆。由此，始皇帝自谓秉承“五德终始”说的“水德”之运，并施行一系列“水德”之政，行数端“水德”之制。《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水德”之性要求严刑峻法
由上述规制可见，“水德”之性在秦帝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得以充分体现，核心则是依据“水德”之性确定的“事皆决于法”施政原则：“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由“水德”之运到“水德”之性，再到“事皆决于法”，这一逻辑是时人对宇宙的认知模式与行事理念的呈现。其时，人们对宇宙万物的认知系于阴阳五行，将春夏秋冬各以孟、仲、季加以细分。木、火、金、水四行与四季相应，各分领三月，“中央土”在夏季与孟秋之间。
在此，阴阳五行作为一种哲学模式和宇宙模式而存在。世界万物均被分列为阴性和阳性两类，阴阳统辖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观念。五行则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食物、道德乃至帝国的系统和制度等，社会人事、宇宙万物均被置于由五行分割统领的框架体系中，“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水德”对应四季之“冬”，“水德主阴，阴刑杀”，当“水用事”，则应“闭门阁，大搜索，断刑法，执当罪”。
“水德”之性要求的严刑峻法，与秦人崇尚法家相吻合。秦人自商鞅变法后，一直奉行法家学说，至嬴政，更是推崇有加。《史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由此，“五德终始”说下的“水德”之性不仅为秦王朝急法刻削的施政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使得原本只是作为一种“治”之“术”的法家学说与宇宙、天命相关联，获得了上达宇宙本体的地位，同时也为最高统治者的崇奉爱好提供了天命依据。“五德终始”说下的“秦为水德”构筑出如此多方面的契合，其能够为在位者所青睐，也就无足为怪了。
“水德”之性适应政治需要
秦政“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因为“合五德之数”，从而使其规避了法家主张作为一种“术”的浅层级，变成循天命而施政，故当获得“天”的庇佑。作为一个新生的帝国政权，能够获得源自“天命”的支撑或庇佑，在思想信仰上无疑是首要的。对先秦以来的民众而言，“天”是神秘至上的。人们对“天”的信仰也是真挚、虔诚的，“获罪于天，无所祷焉”。在时人的认知中，“天”是作为“超越性”与“根源性”的存在，不仅具有至上性、独尊性，更是一切合理性的终极依据。既然秦帝国被推定为“水德”，且获“黑龙”之“天”出祥瑞的印证，则依“水德”之性确立的“事皆决于法”就有了天意、天命的内涵。
“事皆决于法”的“水德”之性之所以为始皇帝深信并大力推行，除了思想文化根源外，关键还在于其适应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需要。作为政治一统的帝国，需要与之相契合的思想信仰学说对其政权予以理论阐释。纵观其时诸子提供的学说主张，大多立于具体的仁义王道或刑法霸道施政之“术”的建构上，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则将国运上溯于“天”，无疑是充任其时意识形态的上佳选择。如此，“秦为水德”的确立，一方面使秦始皇更加自觉和坚决地推行急法刻削的方针，另一方面也为秦始皇滥施刑罚、鱼肉百姓提供了借口和理论依据。
秦始皇是“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位实践者。不过，历史给予秦一种近乎吊诡的嘲弄：秦曾经凭借商鞅以法更礼的法治而兴盛强大，最终实现统一大业。然而，秦帝国最终也因其滥法寡恩短命而亡，实可谓兴于“水德”，亡于“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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