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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关系，但不宜夸大这种关系。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中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我们爱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提到诗歌，我们总是最先想起唐诗，尤其盛唐诗歌的浩大气象令人动容。唐代诗风大盛，原因是多方面的，科举是其中一个方面。
大家都知道科举制度是中国的一项伟大发明，甚至有的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在西方还在采用贵族制的时代，中国官员的选拔已经通过考试这种较为公平客观的方式了。科举取才不看出身，看的是实打实的考试成绩，举子们为了取得好成绩，总要“十年寒窗苦读”，那么读些什么呢，自然是考什么读什么。
唐代科举考试以进士科最受时人尊崇，正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明经即“明习经学”，对于儒家经典(有时也包括《老子》等道家经典)要求能够倒背如流，因此考察的多是记忆的功夫，三十岁通过明经科的考试并不值得骄傲，而五十岁新中进士却可吹嘘一番。
进士科的考试科目，经过了相当复杂的演变，起先进士科只考“策”，即针对国计民生之大事提出对策，不过考得多了也就有了答题的套路了，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唯诵旧策，皆亡实才”。到了唐高宗时，进士科的考试科目加上了“帖经”“杂文”，所谓“帖经”与今天的填空题类似，大抵是将经书中的一句话留出，两端文字必须掩盖住，用纸片将这句话的三个字或四个字粘好，考察考生能否补上这些字；至于“杂文”则包括诗、赋、箴、铭、论、表等文体，到唐玄宗时则固定以诗赋考察考生，其他文体的地位相对而言就不那么重要了。
唐代进士科考试，在唐玄宗时代，是先考帖经，再考诗赋，最后考策问，这三场考试每一场考完后都要淘汰一些考生，古人称之为“黜落”，可见考中进士绝非轻松之事。后来，这三场考试的顺序又有所调整，先考诗赋，再考帖经，最后考策问，可以说诗赋的地位较此前又有了提升。
科举考试不仅考诗，而且分量还很重(诗不过关，后面的帖经、策问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这就引导着举子们在学诗写诗上下一番苦功夫。
唐代科举考试还有一种陋习，这就是所谓的“行卷”与“温卷”，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就说唐代举子为了求得一个好名次，考试前先将自己旧日所写的诗文编辑成卷，务必呈送给“当时显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推荐，这便是“行卷”的由来。只送一次恐“贵人多忘事”，因此得多送几次，这便是“温卷”。“行卷”与“温卷”能展现举子的“史才、诗笔、议论”，尤其是选择进士科的举子“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可见由于“行卷”与“温卷”的流行，使后世留存了诸多唐诗集子，由此构成了唐代诗风大盛的一个面向。
不过，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科举考诗当然会引导应试举子磨砺作诗的技巧，但只是为了考试而习诗，这诗多半也是流于程式而难以打动人心的。李白、杜甫都不是进士出身，但却不妨碍他们成为中国诗歌星空中最闪亮的两颗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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