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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周晓枫、李修文和著名批评家张莉一起，携新书《有如候鸟》《山河袈裟》《众声独语》做客小众书坊，以“锋利修辞——周晓枫、李修文、张莉散文写作三人谈”为主题进行了对谈。三位作者以自己的写作经验为出发点，从修辞与现实、与情感的关系，修辞的准确性，散文对传统营养的吸收，以及散文写作在当下的可能性等几个方面，讨论今天我们时代的散文写作。
锋利的修辞要与情感、与现实发生关系
“锋利性”是三位作者对散文修辞的共同认识，但他们同时认为，散文修辞的锋利性，一定要与当下的现实和自己的真实情感发生关系。
周晓枫谈到李修文的《山河袈裟》。她认为李修文的文章是整体而混沌，具体而结实，静水深流又荡气回肠。里面有戏曲、诗词和偈语的影响，笔意沉着。他使用的文字有钝感和重量，饱满，讲究而不矫情，有教养而不卖弄，写得是东方的、中国的，有古风。在李修文的文字里，人民不是用来慰问的五保户，而是他的兄弟姐妹，是他或远或近的血缘，是或近在咫尺或远在天涯的亲人。
对于修辞的情感问题她深有感受。她从前认为，写作最重要的是想象力，而不是情感，因为情感是最基本的能力，没有什么可供阐释的，也没有那么位居轴心的重要性。但是现在她很尊重情感的力量。她认为，人们批评文学作品里没有情怀，其实首先是没有“情”，自然无法生长出那个“怀”。情，这个东西是最简单的，像土壤、水源和空气一样，是基础条件，只要这些不受污染，没有给它加上很多防腐剂和化学农药，让它保持最天然、最干净、最本真的东西，从中就可以生长许多东西，可以滋养万物。情感力量，让我们通过写作变得越来越宽广，而不是越来越狭隘和自私。
李修文说，《山河袈裟》写出来之前，他的写作经历了相当时间的困难，而他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报恩。“我可能在报一场暴雪的恩，报一场大雨的恩，报一条走过的路的恩，更要报这十年里头我所遭遇到的这些人事的恩。”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感觉自己像是领受了一个急迫的任务，那就是赶紧进行自己的美学实践，他发自肺腑地在渴求某种相对鲜明的个人美学。他认为，一个人的美学如何贯注到他的生存当中，最终形成一种独属于中国人而非他国人的底气，是非常重要的。他一直在思索，“在今天，那种独属于中国人的美学，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姿态面目在时代生活里生长？到底在哪个人身上、在哪条河里静水深流？《山河袈裟》就是在写这个东西”。
张莉认为，《山河袈裟》和《有如候鸟》中的《离歌》是深怀情感、切中现实的作品。李修文的《山河袈裟》让她想到五四新文学“人的文学”的传统，因此，《众声独语》里，“李修文论”题目她化用了鲁迅的一句话，“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在一起”。她羡慕李修文能写出这样厚重、饱含情感能量的文字，他的作品能让读者看到“无穷的远方”，也能想到“无数的人们”。周晓枫《离歌》写的是有关人与欲望、名利关系的作品，是失败者之歌，读来令人感喟不已。“《离歌》之好，在于写得无限逼近我们时代真相，在于它提供给我们巨大的镜子，我们得以照见时代，也照见我们自身”。
张莉说，这两部散文集让她想到，修辞应该建立在真实情感之上，要和真实、和真相、和现实发生关系，否则，无论多么华美的修辞，都只是空谈。对于写作者来讲，今天最锋利的修辞就是如何直面我们所在的时代和生活，如何抵达地、准确地表述你所感受到的一切。她认为，“情感”是所有写作的发动机。对于批评家来讲，写评论也是交付情感的事情。只有“有情人”，才会和我们所在的生活和所在的人群发生关系，他的写作才可以真正构成一种美学，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修辞。
“用词的准确和你内心的诚恳有关”
周晓枫非常看重修辞的尺度。她认为好的锋利修辞，“首先是要准确，用词的准确和你内心的诚恳有关。修辞的准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能力，它能够保障对自己的内心和这个世界的尊重”。她觉得，“修辞的准确，让我们学会一个词、一个词地校正自己，否则，我们所具有的技术，会反过来伤及自身而不自知。写作中熟能生巧是肯定的，训练使写作者的表达提升；但是，写作者的内心，不能生出'巧'来，而要永远抱着好奇的、尊重的甚至敬畏的心理，去面对陌生的经验和世界。这样，才能拥有美好而不带来妨害的修辞能力”。
周晓枫认为，散文里的人和文还是会统一的。比如李修文的散文许多时候在讲情义和恩义，在生活中，也会觉得他有江湖豪气，有少年侠气，正是这种气息，才能够带动文字。因此，“我们的修辞，要和我们的内心，保持一致性”。她也谈到了批评家的修辞问题。“很多时候去参加研讨会，发现批评家给的秤容易高高的，好像大家都习惯批评家背着黑包来领红包，好像他们的职业道德，就是用那个专业嗓音，来唱出那些色泽饱满度很高的褒义词，否则就是不懂事。这导致，我们的评论标准发生了可疑的动摇，好像切实的、及物的、更贴近作品的表扬都不解气了，好像我们拍桌子、踹板凳的歌颂，才是大势所趋。”因此她认为，在修辞火候上，要坚持“宁欠一分、不过一分”，这个过程有助于反思。比如，是否在用词上偏离了要描述的对象，是否批评时更靠近了人际关系而偏离了学术道德。在这点上，张莉在修辞上的慎重，才是让人信任的批评。
张莉回应了周晓枫关于“批评修辞的尺度”这一问题。张莉自认常常困扰于用词是否恰当这件事，总在找合适的判断和用词。她喜欢“不虚美、不隐恶”这句话，常常自我提醒，修辞是有它的限度和边界的。做批评家，一定要掌握修辞的分寸。张莉认为，好的批评文章，不是看它写得如何波涛汹涌，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引领读者穿越迷丛，看到“水落石出”。花团锦簇并不是真正好的批评修辞，真正好的批评修辞是坦白真率，卓有识见。
李修文赞同张莉对批评修辞的见解。他说，“读她写我的文章，往往会发现另一个我自己，但我又会边看边点头称是，好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他用他的理解和阐释，和作家本人共同确立了自己。”他认为这就是'审美信任'"。
从传统中寻找散文的给养
李修文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作者。他认为传统资源解决了他面对“情感”二字时的疑难。他自称一开始写作是写小说，受了先锋文学的巨大影响，叙事时将自己放置在情感原点上，或采取“局外人”式的叙述角度。但是，当他在生存当中遭受到了巨大的触动之后，突然觉得有一个问题产生了：“我还是不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写作者？”
他此时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里的那种从繁华到孤寂，“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西游记》里，小说结束时师徒虽说已经大功告成，但身为人的生趣也就不知所踪了……这样一种独属于中国式的感受，往往很难在西方文学传统里头看得见。他觉得这种无处不在的叹息与感伤特别迷人，但又莫可名状，在现代社会里难以准确地触摸和呈现。由此，他思索古典情感在今天如何表达的问题：“在今天，项羽不肯过江东这种情感我们该如何表达？弘一法师摇着一只小船，从此以后江海余生，这样一种情感我们该如何表达？”所以他觉得，“如果我将我个人的美学实践视作一个任务，那么，庄重地、而不是戏谑地对待情感这个课题是其中最艰难的部分。”
《山河袈裟》写完后，李修文发现自己的语感发生了变化，因为他深深爱上了杜甫和《古诗十九首》。他觉得这些诗“语感端庄、简朴、平易，一点也不大惊小怪，就仿佛所有的作者接受了所有的命运，它还特别及物，字就是字，词就是词。”于是，他思考自己的写作“能否写得再切实一点，少一点花团锦簇，多一些沉潜之气？”因此，他认为，“修辞最终还是会影响见识，甚至，我们对修辞的检讨和反省会形成我们新的见识。语感、修辞都不是空穴来风的，它们是和你的生活比翼双飞的”。
张莉同意李修文的看法。她认为即使学习再多的西方理论，一个写作者势必要面临这个问题：一个中国的写作者何以成为自己。她始终在寻找，怎样从中国文学传统中去寻找写作文学批评的恰切方法，寻找最佳的散文式表达方式，并深信这样的寻找有意义。
谈到散文在当下的困境，和对散文写作的可能性的扩展，三位作者都有很深的思考。
李修文认为，他写散文就是希望能在第一时刻对自己的遭遇给出反应，散文应该先于虚构文体，快速地和这个时代水乳交融。只要材料真实，主观感受占据多少，放大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否以小说的笔法和叙事态度来进行，这些都不是太重要。只要散文这种文体一直还在路上，还在行走，那它就还存在着一切成长的可能性。“不夸张地说，时代的要害、气场、风貌往往都是从散文里面率先生长出来的，那么多铁定的事物、那么多金科玉律，在今天都被颠覆了，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一下：散文在今天还有没有别的生长可能”？
李修文说，周晓枫的《离歌》给了他非常大的启发，让他更加确信，一篇好的散文可以是任何样子的，可以泥沙俱下，也可以混沌未开，更可以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不能在某种具体的规范之下来探讨散文应该是怎样的。因此，《离歌》带给他很大的信心，因为其中的主人公，既有生存，也有生存之难；既有内心，也有内心之难，一如我们身边多少上下翻腾却终日被欲望摧折的人。所以，《离歌》促使他，以后要用散文这种文体去触碰一些更为复杂的人物和处境。
周晓枫发现，很长时间里人们阅读散文更习惯是退休老干部的总结式文体。因此，当她想跟散文一起成长，不是把中心思想和结论交给大家，而是把她在过程中的犹疑、否定乃至相互矛盾的东西呈现出来，不习惯的读者，就会觉得小说化。似乎，在小说里就应该注重悬念设置，情节陡峭，有特写镜头和广角镜头的拉伸，包括节奏改变。而散文，好像就应该老实本分，不耍花招，克制又慈祥地交代底牌。因此她觉得，假设散文有一个国家那么大的话，不要把它缩小成一个城邦、街道、后院，然后就是种花、养鱼、看孩子……这种自我萎缩的过程，没有那么值得歌颂和捍卫。
周晓枫曾经表达过要在小说里偷技巧，但是她认为“其实很多技巧并非小说专利，都是公共的创作手法。尤其是在散文长度增加以后，不再是一个小品文式的豆腐块，而是要牵扯时态、节奏等很多问题。我们不要把过去的散文标本，看作散文的唯一存在形式。“她用一个很妙的例子作比，“灰姑娘的大姐，为了把脚塞进水晶鞋里，不惜锯断脚趾——我们是否要为了散文的常规尺度，而破坏作品的完整性”？
张莉说，这些年来，李修文一直在往回走，从中国文化传统里寻找给养，因此，他的散文美学远离了我们当下流行的散文套路。而周晓枫的散文则是另一种美学路径，她在着意打破那种久已形成的散文写作秩序，她借用现代电影的表现手法，有意味地控制叙事节奏和故事切换，给人以阅读挑战。整体而言，他们都在有意识地对中国散文文体进行拓展。这种拓展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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