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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从重庆市地下文物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7年我市有6大重要考古发现，分别是奉节白帝城遗址、万州天生城遗址、两江新区多功城遗址、江津朝源观遗址、玉米洞旧石器遗址、忠县坪上遗址。
据了解，去年重庆市共开展5大门类、90个考古项目，其中涉外考古项目1个、主动性考古项目6个、三峡大遗址考古项目3个、三峡水库消落考古项目19个、基本建设考古项目61个，完成调查里程719.3千米、调查面积55.45平方千米，考古发掘42505平方米。
1、奉节白帝城遗址
还原宋蒙战争激烈场面
该遗址位于奉节新县城以东，共完成考古发掘面积2690平方米，清理南宋至明清时期的城墙、城门等遗迹20处，出土文物300余件，南宋时期白帝城的城垣格局得到进一步显现。
“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军事色彩浓厚，主要为各类铁箭镞、铁矛、铁镦、铁雷、铜弩机、礌石等南宋时期的兵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方刚说，特别是铁雷的出土，不仅为我们还原了当时战争的残酷场面，还有力地证明了在宋蒙战争时期，我国的热兵器制造已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已开始用于战争。
此外，他还表示，通过此次发掘，还进一步探明了宋蒙战争时期，白帝城的防御体系。“通过此次发掘，我们发现南宋白帝城遗址平面近‘马’形，采用的是‘连环城’‘城中城’‘城外城’的布局模式，子阳城是白帝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白帝城陆路防御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整座城池连环防御的重要节点，它和白帝城、瞿塘关、下关城互为犄角，共同构成了南宋时期白帝城的城防系统。”
2、万州天生城遗址
始建于宋朝
该遗址新发现城门（卡门）、采石场等文物点28处，清理宋至明清时期城墙5段、道路3条、石墙2道、城门2座。
“此次考古发掘中，我们首次在鹅公包、东外城等区域发现多处宋代建筑遗存，确定该城始建于宋朝。”方刚说，通过对城门、城墙、采石场等地的挖掘，基本廓清了城址自宋代以来，内、外两重城圈的布局结构，确认宋代天生城由山顶台城、东外围城及北外子城三部分组成。
3、两江新区多功城遗址
为川渝两地古代山城研究提供新素材
该遗址位于两江新区翠云街道。“去年4月至8月，我们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可以明确，该城始建于宋代。”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馆员李大地说。
他表示，根据此次考古发掘叠压于明清城墙下的宋代夯土城墙可以推断，多功城始建于宋代，是宋蒙战争时期，山城重庆的有力屏障，这对我们日后研究川渝两地古代山城布局、城防系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他还表示，此次于城北发现了成组分布的院落式建筑基址和出土的大量明代金母、雷公等具有道教风格的造像，不仅证明了史料记载的翠云寺的确存在，还极大丰富了该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
4、江津朝源观遗址
首次揭示清代道士墓葬的基本面貌
“该遗址位于江津区四面山风景区内，此次考察中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发现了朝源观开山住持杨来霖的墓。”李大地说，该墓为一座大型石室墓，由前、后室组成，墓室前有高大的石牌楼，墓室内雕刻有墓主人像等，其规模、结构在重庆地区清代墓葬中甚为罕见，无疑为我们研究重庆地区的清代道士墓葬相关情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同时，我们在该遗址的两座小型牌楼墓内发现了墓碑铭文，推断该观是道教全真龙门派道场。”李大地说，而本次出土的一批以三清、孔子、庄子、释迦牟尼等人物为主要题材的明清时期道教石刻造像，不仅显示出龙门派对儒、佛文化的吸收融合以及教义的发展演变，还为我们研究西南地区明清时期道教造像工艺提供了珍贵素材。
5、玉米洞旧石器遗址
首次发现人工切割和砍砸痕迹
该遗址位于巫山县，共发掘出土标本2364件，其中石制品139件、骨头化石1346件、牙齿化石879件。
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陈少坤介绍，通过此次发掘，基本探明了玉米洞旧石器遗址洞穴堆积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明确了洞内古人类活动区域可能在洞口靠外位置这一判断，同时，他们首次在该遗址出土的骨片上发现了人工切割和砍砸痕迹，这反映了古人类剔肉和敲骨吸髓的行为，证明遗址周边的大中型哺乳类动物是古人类生存活动的重要食物来源，也说明古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程度较深，为研究三峡地区古人类生计模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支撑材料。
6、忠县坪上遗址
女子考古队发掘成果显著
在此次公布的6大考古发现中，忠县坪上遗址的发掘工作比较特殊，因为这项工作是5名女性完成的。
虽然是一支女子考古队，但她们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方刚介绍，在3个月的考古发掘中，女子考古队共发掘面积1010平方米，发现商周、汉至六朝、唐宋等3个时期文化遗存，其中商周时期灰坑2座、汉至六朝时期墓葬15座、唐宋时期灰坑3座。“特别是从汉至六朝时期墓葬发掘出的石斧、石凿、陶壶、甑、罐、盆等240余件陪葬品，不仅能让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墓葬随葬品的构成、制作工艺，还为我们研究墓葬间的关系、墓地的形成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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