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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故宫至少有三大因缘。一是故宫以古典顶级建筑样本范例，为其中国建筑样式学、古典建筑美学的研究打通权威路径；二是故宫为其撰著《中国建筑史》奠定坚实基础；三是故宫为其测绘、修复古建筑提供了最初蓝本。一九四二年，因抗战内迁至四川宜宾李庄镇的梁思成在病中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在林徽因和莫宗江、卢绳等人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古代建筑史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完稿。在这部具有开山意义的《中国建筑史》中，对于作为中国古典建筑史的终点—清代建筑史，梁思成举出故宫为核心案例：
现存清代建筑物，最伟大者莫如北京故宫，清宫规模虽肇自明代，然现存各殿宇，则多数为清代所建。今世界各国之帝皇宫殿，规模之大，面积之广，无与伦比。故宫四周绕以高厚城垣，曰紫禁城。
关于紫禁城内宫殿布局，建筑特点及测绘数据，梁思成更有细致的描述：
城东西约七百六十米，南北约九百六十米，其南面更伸出长约六百米，宽约一百三十米之前庭。前庭之最南端为天安门，即宫之正门也。天安门之内，约二百米为端门，横梗前庭中，又北约四百米，乃至午门，即紫禁城之南门也。紫禁城之全部布局乃以中轴线上之外朝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朝会大典所御也。三殿之后为内廷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更后则为御花园。中轴线上主要宫殿之两侧，则为多数次要宫殿。此全部宫殿之平面布置，自三殿以至于后宫之任何一部分，莫不以一正两厢合为一院之配合为原则，每组可由一进或多进庭院合成。而紫禁城之内，乃由多数庭院合成者也。此庭院之最大者为三殿。自午门以内，其第一进北面之正中为太和门，其东西两厢则左协和门，右熙和门，形成三殿之前庭。太和门之内北为太和殿，立于三层白玉石陛之上，东厢为体仁阁，西厢为弘义阁，各殿阁间缀以廊屋，合为广大之庭院。与太和殿对称而成又一进之庭院者，则保和殿也。保和殿与太和殿同立于一崇高广大之工字形石陛上，各在一端，而在石陛之中则建平面正方形而较矮小之中和殿，故其四合庭院之形制，不甚显著，其所予人之印象，竟使人不自觉其在四合庭院之中者。然在其基本布置上，仍不出此范围也。保和殿之后则为乾清门，与东侧之景运门，西侧之隆宗门，又合而为一庭院。但就三殿之全局言，则自午门以北，乾清门以南实际上又为一大庭院，而其内更划分为四进者也。此三殿之局，盖承古代前朝后寝之制，殆无可疑。但二者之间加建中和殿者，盖金、元以来柱廊之制之变相欤。乾清门以北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即内廷三宫是也。乾清宫之东西厢为端凝殿与懋勤殿，坤宁宫之东西厢为景和门与隆福门。坤宁宫之北为坤宁门，以基化门端则门为其两厢。其全部布置与外朝三殿大致相同，但具体而微。除三殿三宫外，紫禁城内，尚有自成庭院之宫殿约三十区，无不遵此「一正两厢」之制为布置之基本原则。内廷三宫之两侧，东西各为六宫；在明代称为「十二宫」，清之世略有增改，以致不复遥相对称者，可谓为后宫之各「住宅」。各院多为前后两进，罗列如棋盘，但各院与各院之间，各院与三宫之间，在设计上竟无任何准确固定之关系。外朝东侧之文华殿与西侧之武英殿两区，为皇帝讲经藏书之所。紫禁城之东北部，东六宫之东，为宁寿宫及其后之花园，为高宗禅位后所居，其后慈禧亦居矣。此区规模之大，几与乾清宫相埒。西六宫西之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均为历代母后所居。就全局之平面布置论，清宫及北京城之布置最可注意者，为正中之南北中轴线，自永定门正阳门，穿皇城，紫禁城，而北至鼓楼，在长逾七公里半之中轴线上，为一贯连续之大平面布局自大清门（明之大明门，今之中华门）以北以至地安门，其布局尤为谨严，为天下无双之壮观。唯当时设计人对于东西贯穿之次要横轴线，不甚注意，是可惜耳。清宫建筑之所予人印象最深处，在其一贯之雄伟气魄，在其毫不畏惧之单调。其建筑一律以黄瓦红墙碧绘为标准样式（仅有极少数用绿瓦者），其更重要庄严者，则衬以白玉阶陛。在紫禁城中万数千间，凡目之所及，莫不如是，整齐严肃，气象雄伟，为世上任何一组建筑所不及。
这一千二百余字的简介是梁思成专业经验之总结，「为世上任何一组建筑所不及」的自豪感亦流露无遗。在抗战烽烟四起的年代，包括梁思成在内迁至大后方的学者都在思索中华民族的前途与未来。在西南一隅的江边小镇，梁思成写下这段关于故宫的文字时，究竟是怎样的情景与语境？
事实上，《中国建筑史》从孕育到诞生都与故宫有着不解之缘。从专业角度审视，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编写的《中国建筑史》内容主体乃是一部中国古代官式建筑史。这一著述的编写思路，应当是梁思成以故宫为代表的清代官式建筑为「主流建筑」样式，并逐渐以其体系反推递延至汉唐，由此摸索出的一条古典建筑史基本脉络。汉唐古建筑不易得见，梁思成等寻获这些「高古」遗物，也大多是日后在河北、山西的偏僻山区。于他而言，最易得见的乃是故宫古建筑群。可以揣想，在《中国建筑史》的章节编排中，虽然描述故宫的文字排在最末，但很可能是他最早完稿的部分。
梁思成（后者）在四川李庄营造学社内工作存照
其实，纵观梁思成发意编写《中国建筑史》的时代，中国学者的地位与境遇都非常不乐观。因为至三十年代，在西方建筑学一统国际建筑学界的情形下，日本建筑学家及相关研究者也正迎头赶上，他们大都在中国内地进行过古建筑实地测绘与考察，取得了图文并茂、质量与数量皆可观的成果。同时，日本学者也已提出「东洋建筑学」理论体系，并断言中国国内已无唐代木结构古建筑，且以日本保存的飞鸟时代古建筑为研究所谓东洋建筑的「祖本」。《支那文化史迹》、《支那美术史》、《东洋建筑史》等均已出版发行，中国学者在世界建筑史领域内的话语权已落人后。
梁思成绘制的太和门实测图
无论是出于民族自尊心，还是出于抗战时局之下的民族自觉性，梁思成等着意创写与编撰《中国建筑史》应可溯至「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人编撰自己的建筑史自然而然，但在外国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已在三十年代纷纷涉猎此领域且有成果问世之际，梁思成等急切想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工作，其内心焦灼与急迫可想而知。而当时身在北平的梁思成，首选以故宫为清代建筑代表性作品，尽快将其纳入写作框架实属必然。这一切，无论开端的契机还是最终的总结，都必然要与故宫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梁思成在北平中央公园中国营造学社办公室旧址留影
作为试图以现代建筑学方法审视中国古典建筑的中国学者，梁思成无疑是其中精英。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专攻建筑学，一九二八年归国后即执教东北大学建筑系。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大学建筑系在内忧外患之中无法存续，他不得不返归北平，并于次年在北大执教，后又在清华兼职。在刚刚返回北平时并未即刻执教的他，因朱启钤的大力荐举而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并任该社法式部主任，开始潜心钻研中国古典建筑的「法式」之谜。这时，除了宋代《营造法式》已被发现，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也摆在了他的案头。他认为，这本清代官方制订颁布的建筑专书，更接近于现代建筑学的专业体例，研究中国古典建筑，尤其是研究以故宫为代表的清代官方建筑，必须从解读这部专书入手。于是，他以此书为蓝本，开始了对古建筑文献与实物双重「解码」的艰辛历程。（未完待续）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梁思成等关于故宫建筑测绘、维修方案等文章均首发于此
原文来源：肖伊绯.梁思成与故宫(上)[J].紫禁城,2015(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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