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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先生的小说《白鹿原》是代表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高度的杰作，它对20世纪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迁的深刻描写，从一个独特角度揭示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转型，以及传统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质的改变。他的描写与叙述看似只集中于白鹿原这个陕西渭河流域关中平原的小村庄，然而通过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社会细胞，读者却看到了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宏大叙述无法体现的更为充盈的文化内涵。
话剧《白鹿原》的成功，源于它给观众带来的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冲击，这当然与小说的丰厚支撑有关，但也不能轻视孟冰的改编，因为他的改编本让小说获得了更浓缩的表达。小说和戏剧以白鹿原上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个家族为主线，就像一幅渐次展开的卷轴画，表现了这个村庄从满清王朝的覆灭开始，经历国共两党数十年胶着的此消彼长，其中又包含了抗日战争这一重要变数，最后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为终结的半个世纪里的动荡与变迁。这是近现代中国大规模变迁的缩影，然而在这一动荡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的，却是其中亘古不变的文化力量。从小说到戏剧，《白鹿原》的笔触始终在描写大背景的剧烈变化，然而更体现作者意图的却是从中发掘出的那些永恒的人文价值。这样的叙述结构是文学艺术史上鲜有的创造，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假如没有编剧孟冰的改编，小说的这一隐含的特征，恐怕未必可以如此直接地为人们所领悟与把握。
确实，话剧《白鹿原》的改编之难点，就是要把这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浓缩成两个多小时的舞台剧，同时还不能舍其精华。编剧没有机械地重复小说的故事线索，他有意识地强化了白鹿原上白、鹿两姓的恩怨情仇，两姓大户犹如跳双人舞般地衍生着层出不穷的嫌隙、冲突，明争暗斗。他们代复一代地为了地产、房产，同时更是为了在原上的威望与家族脸面而倾轧和较量，亲情和欲望的不期然介入，又使这场旷日持久的博弈，更具立体性与丰满的意味。这条主线贯穿全剧，而遥遥地超越其上的，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的真理——多少年来，在白鹿原这个封闭的社会环境里，白、鹿两姓互相竞争相互算计，无数次此消彼长的轮换中，始终有两股神秘的力量，在维系着这些基层社会单元的均衡。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将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关系和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形成的伦理道德体系，看成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然而，话剧《白鹿原》恰恰用艺术的方式，彰显了这两者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经历了数番激烈的社会动荡之后，我们还需要深刻了解与领悟几千年传统社会中不变的宗族关系和伦常体系的积极意义，从中体悟中国人应对异族与自然的挑战时累积的生存智慧，学会如何恰如其分地应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断出现的复杂情势，实现他们对财富与尊严的双重追求的目标。传统社会人们普遍认同的宗族结构与伦理道德，曾经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它依然具有无可怀疑的力量，既有助于避免社会完全失序，更成为保证良好人伦关系的关键因素。正如小说《白鹿原》，尤其是在话剧《白鹿原》里更尖锐地揭示的那样，诸多有民族责任感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之后，终会发现我们还需要补课，那就是重新认识与调整人际关系和道德秩序，舍此，中国至少中国农村就无法恢复其原有的活力。
我们一直强调包括戏剧在内的各艺术门类都要注重反映现实，但是对艺术和艺术家们反映现实的要求，不能肤浅和简单化地理解，尤其不能重蹈1958年那个特定年代仅把现代戏创作局限于“回忆革命史，歌颂大跃进”的狭隘范围内的创作偏向。如果仅仅从这样的角度要求戏剧反映现实，那么戏剧就只能成为政策的图解和政治传声筒，就无法起到艺术之不同于人类其他精神创造形态的特殊功能。话剧《白鹿原》的编导和演出团队对现实和人生的思考之所以有其无法替代的价值，就在于作品切入白鹿原这个社会细胞，活色生香地表现出戏剧人物的性格、情感和精神取向，借此表现出作者对现实历史的把握。在时代动荡中洞见恒常，就是话剧《白鹿原》在思想和艺术上探索重大突破的创造性路径。
戏剧需要用戏剧化的手段，将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思考转化为舞台上的人物、故事和表演，因为戏剧表现社会人生之不同于政治、经济的理性研究，就在于戏剧不满足于在宏观的层面勾勒社会整体的样貌，它要通过感性化的细部，通过特定的人与人具体生动的关系，折射出广阔的社会与人生图景。如果说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描述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提供了政治视角，费孝通的田野调查提供了社会学视角，那么，陈忠实和孟冰则通过小说和戏剧，提供了文学艺术的视角。他们的认识与把握是否正确与准确，需要经受时间和实践检验，当然也不宜仓促地断言这就是不易的真理。但是如果仅因其结论不同于流行教科书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描述，就粗暴地予以指斥或否定，那就很容易闭塞艺术家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感受、观察和思考中国现实的通道。
众所周知，在陕西人艺上演话剧《白鹿原》之前十年，北京人艺就已经演出了由孟冰编剧、林兆华导演的同名话剧，而且这两个剧本的差异并不算太大。然而，两个版本的舞台呈现却迥然不同，尽管我们很难简单地度量两者的优劣得失，但是陕西人艺版的话剧《白鹿原》找到了通过舞台化的手段凸显西部风格的方式，数十位群众演员的表演尤其别出心裁。他们身着具有强烈的黄土高原标志的暗色调服装，他们的行动与言论，以象征的方式代表着白鹿原上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剧中群体性的表演虽然明显受到希腊悲剧演出形式的影响，但却比希腊歌剧里的歌队有更强的戏剧性功能。对于话剧《白鹿原》而言，这个由数十位演员构成的群体并不纯粹是辅助性的，他们就是白鹿原上生活着的大众，是白、鹿两姓的族人，是佃户农民，他们不仅是白鹿原上发生的那些大小事件的旁观者，其实他们也始终参与其中。他们的旁观与参与构成了在主角和配角之外的另一个弥散性的戏剧空间，并且更强化了戏剧的隐喻功能。所以，构成话剧《白鹿原》中纷繁多元的戏剧冲突的，不仅有两位主角所代表的两大家族的争斗，有围绕他们的复杂势力（尤其是他们分别代表的儒家文化和超现实的神秘因素以及欲望的投射田小娥，还有各路政治势力角力中的军阀等等），还有这些群众演员所象征的普通民众。群众演员恰好在表演上形成了一个动荡中凝固的团块，用超越个体的形态在舞台上流动，他们增添了剧作的厚重感，同时也为这部作品提供了罕见的深度。
特别值得指出的还有作品首演之后的不断加工打磨。尽管该剧首演以来相继获得西安和北京观众的高度评价，但编剧孟冰和陕西人艺并没有因此而满足，相反，在第二轮演出之前，他们针对观众与部分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再一次对全剧做了细致的修改，尤其是删去了其中与剧情无关的枝蔓，比如初稿中鹿兆鹏为得到白灵的爱情显得太有心计，似乎他的革命只是谋求私欲的装饰，剧中人也有一些并非必要的、有关性的直露且粗俗的台词。经过修改后的话剧《白鹿原》所剔除的这些部分，或也不无艺术和思想的价值，但如何更集中地显现戏剧想要表现的主旨，始终是艺术家所应把握的创作原则，毕竟这些情节与语言，很容易将观众的注意焦点引向剧情主线之外，也容易遭受刻意寻求浅显的剧场效果的媚俗之讥。相信修改打磨后的话剧《白鹿原》会有更强的生命力，而优秀的戏剧作品只有在反复演出过程中才有可能达到完美的舞台表现，编导的所有思想与艺术的追求，也才有所附丽。在今后的演出中，相信话剧《白鹿原》还会更加精益求精，它或许仍不完美，但是却充满生机地走在通往完美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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