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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著名考古学家、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宿白先生逝世。海内外各界人士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对先生的哀悼和敬意。宿白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大成者。他以一己之力，研究了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多个领域，举凡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录等，先生均有开创或拓展之功，后学皆可得以循径拾阶而入。
宿白先生青年时代就读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在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其间，他没有把自己的课程仅仅局限在考古学科内，而是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知识储备，冯承钧先生的中外交通史、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孙作云先生的古代神话等课程对宿白先生构建历史时期考古学都有帮助。出版于1957年的《白沙宋墓》被考古学界奉为圭臬。在这本田野发掘报告中，先生“严格区分报告主体正文和编写者研究的界限”，将客观、详细的考古信息作为正文，正文之外做了大量的研究性注释，内容涉及宋代历史、地理、建筑、家具、绘画、器用制度与墓葬选址、营建过程等，不仅体现出先生对考古学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先生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史家视野。
先生旧学功底之深厚为学界公认，他曾手书朱熹诗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就是其治学的真实写照。在先生那里，考古学各个分支之间、考古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的隔阂得以打通。他明悉现代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和学科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熟稔的传世文献、出土碑铭，将考古材料充分运用于具体历史与社会问题的分析之中，在不同的时间断面上展现古代社会的复杂面貌。
先生去世后的生平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师集体撰写，撰写过程中征求了一些历史学界知名学者的意见，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应加上宿白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评价。先生生前多次说考古就是研究历史，但是一直说自己只是一位考古工作者。笔者以为，先生这样说不仅是自谦，也是在有意强调考古学的学科属性。
考古学通过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利用文献研究历史的传统史学构成史学研究之双翼，不可偏废，却各有侧重。中国传统史学有着深厚的积淀，而现代考古学则由国外传入，如何将西方的考古学方法合理地运用于中国的历史研究，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学科教育体系。宿白先生亲身垂范，告诉了我们考古学是什么，对历史研究有什么用。
考古学长期被视为冷门学科，但小学科事关大事业，考古材料保存着一个国家发展历程的物质文化基因。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考古学理应发挥更大作用。回望宿白先生的一生，就是在“为往圣继绝学，为民族立根基”。
中国现代考古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学科内部分支也越来越细，甚至有了考古“围城”之说。我们在精细化专业研究的同时，也应不忘初心，明白考古的学科意义所在。考古学是一门继往开来之学，宿白先生是继往开来的大学者。先生在北大度过八十载，历经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勇于担当，始终以学生培养和学术研究为己任。他是一位纯净的学者，尽学者之所能，报效了自己的国家，指引了后学前行的方向。
（作者：杭侃，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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