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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御史是古代监察御史制度的重要一环，起源于周代的柱下史。秦代设柱下御史，西汉初期的丞相张苍即曾担任此职，两汉设侍御史。《汉书》《后汉书》对侍御史的职责有明确记载。《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条：“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西汉时期，侍御史附属于御史大夫，但是自汉武帝确立州刺史制度后，侍御史实际上已经开始承担皇帝交给的特殊使命，并逐步走出都城，察奸治狱，护驾安民。
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侍御史不再归属大司空，而是由御史中丞统领，地位更加重要。东汉因之，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凡郊庙之祠及大朝会、大封拜，则二人监威仪，有违失则劾奏。”
《后汉书·和帝纪》注引《十三州志》曰：“侍御史，周官，即柱下史。秩六百石，掌注记言行，纠诸不法，员十五人。出有所案，则称使者焉。”侍御史的使者功能在东汉表现得更加明显，可以作为皇帝的使者，到郡国查办案件，特别是一些牵涉诸侯王的重要案件。到了汉安帝时期，由于地方盗贼频发，侍御史在督兵镇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永初三年的庞雄、永初六年的唐喜，元初三年的任逴等。
现代学者的秦汉官制论著中对侍御史的监察职能着墨较多，但是对于侍御史与皇帝巡狩的关系关注较少，苏义俊《秦汉的御史官制》一文（以下简称“苏文”）通过史料排比梳理，列举了秦汉时期御史的职任，除了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还有18项。但苏文没有将侍御史和一般御史的职责区分开来，实际上两者是有差别的。比如，苏文列举的御史第七项职任——“护从车驾巡幸，平治道路”，就是侍御史的特有职责。
护从车驾巡狩是侍御史的一项职责，但是苏文中提出的“平治道路”职责则不准确。作者是基于《后汉书·虞延传》的记载，得出侍御史具有平治道路的职责，“若道路不治，则挞侍御史。”但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显然有误。据《后汉书·虞延传》记载：
（建武）二十年东巡，路过小黄，高帝母昭灵后园陵在焉，时延为部督邮，诏呼引见，问园陵之事。延进止从容，占拜可观，其陵树株蘖，皆谙其数，俎豆牺牲，颇晓其礼。帝善之，敕延从驾到鲁。还经封丘城门，门下小，不容羽盖，帝怒，使挞侍御史，延因下见引咎，以为罪在督邮。言辞激扬，有感帝意，乃制诰曰：“以陈留督邮虞延故，贳御史罪。”延从送车驾西尽郡界，赐钱及剑带佩刀还郡，于是声名遂振。
“道路不治”指的应该是道路不平整、不好走的意思，但是从《虞延传》的记载看，当时并不存在“道路不治”的问题，而是因为光武帝车驾经过封丘县城门的时候，因为城门窄小，导致皇帝羽盖无法通过，由此惹怒了光武帝。《后汉书》对建武二十年的东巡是这样记载的：“冬十月，东巡狩。甲午，幸鲁，进幸东海、楚、沛国……（十二月）壬寅，车驾还宫。”就这次东巡来说，鲁国应该是出发前就确定好的目的地，而从洛阳到鲁国，具体该走什么样的路线，则是侍御史的职责。《虞延传》中的这位侍御史没有履行好职责，要不是虞延主动站出来为他担责，恐怕还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因此，侍御史扈从圣驾巡行，负有设计选择路线的职责，而不是“平治道路”。
元和三年，汉章帝在北巡途中曾经给侍御史、司空下过一道诏敕，可以作为另一佐证。“方春，所过无得有所伐杀。车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马可辍解，辍解之。诗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礼，人君伐一草木不时，谓之不孝。俗知顺人，莫知顺天。其明称朕意。”这道诏敕意思很明白，就是让侍御史和司空在巡行过程中不要随便砍伐草木，顺应自然规律，尽量避开它们，包含了巡行路线选择和铺设道路的问题。而所谓平治道路则是“掌水土事”的司空职责。有例可证：“（元和元年八月）丁酉，南巡狩，诏所经道上，郡县无得设储跱。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
侍御史扈从车驾出行的职责，还可以由以下记载得到佐证：“天子出，有大驾、法驾、小驾。大驾则公卿奉引，大将军骖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法驾，公不在卤簿，唯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侍中骖乘，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小驾，太仆奉驾，侍御史整车骑。”
侍御史的这项职责很可能由“乘曹”负责。“侍御史，案二汉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斋祠；四曰尉马曹，掌厩马；五曰乘曹，掌护驾。”汉桓帝生母孝崇皇后去世后，“使司徒持节，大长秋奉吊祠，赙钱四千万，布四万匹，中谒者仆射典护丧事，侍御史护大驾卤簿。”对于“侍御史护大驾卤簿”，唐代李贤引用东汉应劭所著的《汉官仪》进行了解释：“‘天子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法驾、小驾。大驾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侍御史在左驾马，询问不法者。’今仪比车驾，故以侍御史监护焉。”
东汉名臣胡广的《汉制度》对于皇帝车驾制度记叙得更加详细，但是《汉官仪》也有《汉制度》没有的内容——“询问不法者”。也就是说，侍御史扈从皇帝巡狩，监察沿途郡国吏治的职能是不可偏废的，这是皇帝巡狩的一项重要功能。按照汉章帝在诏书中的说法，巡狩明显具有考察吏治的功能。“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东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声教，考同遐迩，解释怨结也。今四国无政，不用其良，驾言出游，欲亲知其剧易……”
东汉时期特别是安帝以前，皇帝很重视巡狩，《后汉书》本纪中仅以巡狩为名的皇帝出行就达19次，其中光武帝6次，明帝3次，章帝6次，和帝1次，安帝2次，桓帝1次。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巡行、行幸等方式，如巡行河渠，行幸长安、章陵。侍御史加入巡行队伍，为皇帝实现巡狩考察吏治的功能提供了保障。
皇帝有时也利用巡行之机，从地方郡守国相二千石中物色三公九卿等重要官吏人选。比如，建武二十年光武帝东巡后，陈留太守玉况不久就擢升为司徒，陈留督邮虞延也名气大震，很快被司徒辟举为掾属，随后又先后担任公车令、洛阳令，最后位极三公。永平三年，汉明帝到南阳，听到当地吏民对荆州刺史郭贺的歌颂后，赐他三公冕服，这是对郭贺“三公之才”的期许和对各级官吏的暗示，第二年郭贺就被征为河南尹。
侍御史在扈从皇帝巡狩过程中或者回到洛阳后，还有被擢升和赏赐的记录，《后汉书·循吏传》有两条记载：“（王）景三迁为侍御史。十五年，从驾东巡狩，至无盐，帝美其功绩，拜河堤谒者，赐车马缣钱。”汉明帝因为王景治理黄河有功，在巡行过程中封他为河堤谒者。还有王涣，“永元十五年，从驾南巡，还为洛阳令”。从六百石的侍御史升迁为千石洛阳令，也属于超常擢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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