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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1934年11月24日，身披斗篷的吉鸿昌将军傲然而立，随手捡起一根枯树枝，在刑场的雪地上写下这首气吞山河的绝命诗。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81年了，但我却从未感到他离我太远，好像是常在身边……”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说。已是耄耋之年的吉瑞芝闲暇时经常在女儿郑吉安的陪伴下，翻检有关吉鸿昌烈士的珍贵史料，也会在每年的抗战胜利纪念日来到天津烈士陵园内的吉鸿昌烈士纪念馆，向青少年学生讲述父亲壮怀激烈的一生……
1895年，吉鸿昌出生于河南扶沟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一腔热血的吉鸿昌应募参加冯玉祥的军队。在讨伐复辟和反对直奉联军的烽火战场上，他屡立战功，从士兵逐步升至军长。
吉鸿昌率领的部队一直佩戴着白底红边臂章，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吉鸿昌当了大官，但他牢记父亲吉茂松的遗训：“做官即不许发财！”他亲手将这7个字写下来，请陶瓷厂烧印在500个瓷碗上，分发给所部官兵。
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义愤填膺，决心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围剿红军。吉鸿昌几次给蒋介石发电，请缨抗日，不但遭到严词拒绝，反而敦促他“出国考察”，同时要“携带家眷”，意在流放不得归来。吉鸿昌被迫离开了正饱受外敌蹂躏的祖国。
初到美国，吉鸿昌就备受刺激——他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不存在中国了。陪同的使馆参赞劝解异常愤怒的吉鸿昌：“你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他当即扯住参赞的衣领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我认为当中国人光荣得很！”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I am a Chinese！（我是中国人！）”，挂在胸前，在大街上昂首阔步。
在国外，吉鸿昌每到一处都向侨胞宣传抗日救亡，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同仇敌忾，用热血和生命来捍卫国家与民族的尊严。在一次集会上，不少侨胞高喊：“吉将军，你快回国组织好军队，我们都是你的后盾！”吉鸿昌情绪激昂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负同胞们的热望，誓死也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整个会场沸腾起来，当场就有十多位华侨要求随他回国抗日，还有华侨变卖资产支援东北抗联之需。
淞沪抗战爆发后，未经蒋介石许可，吉鸿昌巧妙地摆脱了特务的跟踪，秘密返回祖国。回国后，他很快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表达了跟随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心愿。1932年，吉鸿昌在北平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的生命。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刚刚入党不久的吉鸿昌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军械粮草不足，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后拿出6万元，用于购置武器、补充军需。同盟军成立后的首要目标就是收复察东失地。吉鸿昌在战斗中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亲自率领部队，几天之内连下康保、宝昌、沽源数镇，直击察北重镇多伦。1933年7月7日晚，抗日同盟军发起进攻，由于没有重型火力，进攻迟迟难以奏效，加上日军又派飞机支援，战斗异常惨烈。7月12日，经过3个多小时的肉搏战，日军大部分被消灭，余下的从东门夺路而逃。至此，失陷于日寇之手72天的多伦终被收复。收复多伦是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首次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被占土地的壮举，举国振奋！
正当同盟军乘胜前进之际，国民党政府不仅不给抗日同盟军以有力的支持，反而逼迫冯玉祥停止对日作战，并与日军和伪军相勾结，于9月底武力扑灭了这股刚刚燃起的抗日烽火。
同盟军被扼杀后，吉鸿昌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把他的居所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按照党的指示，他和南汉宸、宣侠父两位同志共同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被选为大同盟的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此期间，他积极筹组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准备在长城内外发动农民起义，重新举起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吉鸿昌在天津的积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密切注意。为了摆脱特务们的盯梢，他不得不频繁更换聚会和活动的地点。“就在1934年11月9日这一天，父亲匆匆回到家里，向母亲要钱，说是革命活动急需经费。母亲将手里仅有的一万元存款单交给了父亲。父亲出门前把我抱在怀里，对母亲说：为了咱们的孩子和所有的孩子不当亡国奴，是该我们为国家作出奉献的时候了。说罢父亲就转身离开了家门……没想到父亲这次离家竟成永别！”吉瑞芝后来知道，那一天，吉鸿昌去了国民饭店，正在与广西李宗仁的代表商谈组织抗日武装事宜时，国民党军统特务突然冲进房间开枪射击，吉鸿昌因肩部受伤而被捕。1934年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临刑前，他厉声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死了也不能倒下，搬把椅子来！”然后端坐在凳子上，对着持枪颤抖的刽子手说：“我为抗日救国而死，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背后挨枪，站到我面前，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罪恶的枪声响了，吉鸿昌仰靠在椅子上英勇就义，时年39岁。
“父亲在留给母亲的遗书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并叮嘱母亲一定要将我们培养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吉瑞芝老人说，“我为自己是抗日英烈的后人而自豪。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经常把我抱到书桌上‘演讲’。内容都是他给我讲过的花木兰、甘地的故事，结尾总是用‘我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来结尾。这种爱国的情怀，我牢记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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