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马伯庸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家族的传承,就像是一件上好的古董。
它历经许多人的呵护与打磨,在漫长时光中悄无声息地积淀,慢慢的,这传承也如同古玩一样,会裹着一层幽邃圆熟的包浆,沉静温润,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古董有形,传承无质,它看不见,摸不到,却渗到家族每一个后代的骨血中,成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甚至成为他们的性格乃至命运的一部分。
央视纪录片《家风》,在历史的年轮上细细触摸,讲述一个个家族的传承之道,也在传承中,寻找子子孙孙的未来。
中国的家风传统,自古有之,表现在最具体的事上,就是家训,早期家训例如,《尚书·盘庚上》收录商王盘庚,对殷商贵族的训词,《无逸》《君奭》是周公旦,对侄儿成王,召公的劝诫,魏晋前的家训多以单篇文字出现,直到《颜氏家训》问世,家训才形成完整的体例,标志着中国家训的成熟。
《颜氏家训》由颜之推在北隋时期完成,公元589年,隋八路大军兵锋已过长江,直逼建康城下,结局毫无意外,南陈被灭,北隋自此建立,国家趋于统一,而颜之推却已垂垂老矣,让子孙后代可以世代传承,成为他人生最后的目标,于是他提笔写下四万多字,《颜氏家训》,修身,治家,处世,为学,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他对于整个家族,殷切的期盼和语重心长。
除了子孙自身德行的修炼,要做到“居家尽孝,为国尽忠”,他还提出了家长需行责任楷模,认为:
“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
这与西方近些年提倡的家庭教育观不谋而合,史蒂夫·比达尔夫的《养育男孩》一书中就提出了父母以身作则的重要性,身教大于言传等等观念十分值得借鉴与学习。
中国常说“棍棒底下出孝子”,然而早在隋朝,颜之推就认为“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自上而下便可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如果是一对严厉刻板的父母,又怎么能够教育出一个温文尔雅的孩子?
《颜氏家训》中的谆谆教导,自此成为颜氏一族家风,颜思鲁、颜游秦、颜相时、颜勤礼、颜真卿、颜杲卿......颜氏一族学问家,书法家辈出,且不乏忠臣义士。从时间上推算,颜氏的家业门风辉煌了由隋至唐的整整三个世纪。
因为良好的家风,而形成的世家大族并非个例,在历史长河中,无数的家族打破了所谓,“富不过三代”的定论,在一代又一代对自身的反省与传承中,向世人展现出非同一般的良好教养,也因为一个个小家,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教养。
盛世之前如此,乱世之中亦如此,曾国藩的家族就是一个例子,在清王朝日薄西山,政局动荡的时候,曾国藩家族却并未因此自我放逐,而他自己也在以身作则中,成为晚清第一名臣。
而他写给子孙的《曾国藩家书》,也成为世代流传的经典。
身居高位,他在家书中提及最多的词是“勤俭”,1851年,刚刚摆脱太平军南昌之围的他性命暂时无忧,写给幼子曾继鸿的家书中,他说道: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吸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在写给长子曾继泽的家书中,他说道:“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简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他教育子孙,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说,勤,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坚持读书,诸弟每日自立课程,须有日日不断之功,家人需要放下架子去劳动,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除草。
后人评价曾国藩“不谈过高之理,不行架空之事。”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身体力行,从不因自己之身份而有所倦怠,去世前一天,还在读《理学宗传》,而他的富厚堂四座藏书楼,就收藏了30万卷书籍。
他秉持着“耕读传家”的儒家思想,以苟活为羞,以避世为耻,以德求官,以忠谋政,成就了一番伟业,而在为人处世方面,也认为应该以诚待人,他说:“彼以伪来,吾以诚往。”相信如果对方最初待己不诚,但若是自己能够做到真诚,慢慢的就能被认识,继而也会被以诚相待。
作为长辈我们是不是,给予了孩子良好的言行教育,人之初,性本善,孩子调皮可以说是天性使然,但是到了一定年龄还一派天真,如同一个小野兽一样,没有一点被教化的痕迹,作为家长的那些成人,孩子不懂事,要你这父母何用。
有些孩子一出门,总让人觉得可爱而懂事,而有些孩子出门,人们浮现在脑海里的只有一句话,“怎么这么没有家教?”人们不会怪你的孩子,只会觉得这个孩子的家教有问题,无规矩不成方圆,天性是一件美好的事,别让它在不受约束的自由里,变成恶之华,你的家风里,藏着孩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