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的春秋战国墓葬群,以出土500余件青铜器的巨大规模,被誉为“一座地下青铜器宝库”。记者3月27日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时隔近两年,考古人员在后续发掘整理中,继续清理出“腰坑”一座。在这个墓主设置于船棺底部中间的“储藏室”,考古人员再度发现了6件缶、鼎、匜、盆等精美青铜器。据介绍,这种墓葬形态在商代往往用于较高等级的墓葬中,战国时被蜀地当权者效仿。在此之前,新都马家出土的被疑为古蜀开明王墓地,就曾使用“腰坑”。
2016年5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青白江双元村某物流园基建项目时,发现了大型春秋战国墓葬群,就此展开近两年的考古发掘。在这片四川地区发现数量最多、揭露面积最大的春秋战国墓葬群中,陆续清理出古墓葬260余座,出土了上千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铜器、漆木器、陶器等。这些随葬器物,有的直接埋于土坑墓之中,有的则置于船棺内。其中M154号墓,棺内出土器物数量最多、等级最高。
2017年,这座长6.4米、宽1.1米,由整根楠木制成的船棺被整体移至考古院文保中心。然而,当文保人员将船棺底部的泥土层层清理掉,却发现船棺底部中间竟然还设置了一个“腰坑”。“腰坑”长约1米,宽约0.55米,四周及顶部为木板及圆木合围而成。打开“腰坑”盖板,6件青铜器保存完好。由于长期处于饱水状态、环境密闭,青铜缶上捆扎的粗大草绳,在两千多年后竟然形态保存完好。
双元村墓地考古项目负责人王天佑介绍,“腰坑”,一般指在墓底中央墓主腰部下位置有意挖出的小坑,坑内殉牲或葬物,有的还会殉人,是商代墓葬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殷商时期,商王武丁妻子“妇好”之墓,就曾设置“腰坑”。不过,这种墓葬形态在春秋晚期开始大量减少,但作为一种象征特权的文化现象,“腰坑”在战国时期却被蜀地的当权者借鉴吸收。王天佑说,1980年出土的新都马家木椁墓,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古蜀开明九世至十一世中之一的蜀王墓葬,就曾设置规整“腰坑”。另一座犍为金井乡5号墓,也曾发现这样的设计。
那么,青白江发现的这处“腰坑”墓,是否也意味着古蜀王族的等级呢?王天佑说,M154号墓虽然也出土了类似成都商业街船棺的漆器,但规模和等级相比而言还是偏小,应该还算不上王族墓。墓主的身份,有待未来考古及研究揭晓。不过,在“腰坑”中放置成套的青铜,鼎用于煮食、缶用于盛酒、甗是炊器、盆和匜是盛水的洗漱用具,也反映出古人事死如生,希望死后也能过上有酒有肉的富足生活。
在双元村的260多座墓葬中,上千件出土文物中仅青铜器就有600余件。其中既有青铜鼎、壶、盆等洗漱用具、酒器及蒸器,更有大量青铜戈、钺、剑、矛等兵器,见证了当时古蜀人的尚武之风。
王天佑说,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曾出土了青铜面具、玉璋等大量祭祀用的礼器。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即使在巴蜀地区,墓葬中兵器类随葬品也开始渐渐增多。这种随葬器物的变化,深刻折射了当时的社会环境。这不仅在于北方中原一带战国七雄随时狼烟四起,即使西南地区的巴和蜀之间也有斗争。尤其到了秦国统一六国的霸业开始,处于秦楚两个大国中间的蜀地,也不得不把战争当成主要矛盾,再也无暇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生产玉器和青铜礼器了。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青白江出土的这批青铜器,在兵器之外,还有大量生活用具以及凿、锯、削等生产用具。此外,还包括了耳杯、木盒、木构件、木蝉、漆木镜等大量精美的漆木器,以及一枚巴蜀图语印章。其多样化的品种,让今人得以领略古蜀文明的多彩一面。
王天佑认为,从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葬,到青白江双元村春秋战国墓群,再到去年发现的蒲江战国船棺墓群,使商周时期至战国晚期的古蜀文明形成序列,进一步揭开了古蜀文明的图景。为研究古代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化、生活丧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