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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武英殿正展出的“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世人看到了饱具文人之气、充满着爱国情怀、堪称传奇的张伯驹其人，同时更饱览了他终其一生收藏求索的国宝珍品书画作品。如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台帖》、展子虔《游春图》等等，都是张伯驹在乱世中为了使这些世间罕见的文物“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而做出的锲而不舍的努力。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长河中，张伯驹是跨不过去的重要人物，他的鉴与藏，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收藏《平复帖》时，张伯驹为了阻止这件作品流入西方古董商之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终斥以巨资从溥儒手中购得此帖，完成了心愿。
晋陆机草隶书《平复帖》卷
关于《平复贴》，对它的解读也是经历了千百年的研究与探寻。直到1942年，启功才在见得真迹之后，对《平复贴》做出了全面的释义，读懂了1700多年来的“字谜”。这件提到了陆机的三位朋友：彦先、吴子杨和夏伯荣的信件，用“草隶书”书写而成，也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佐证，在书法史中地位卓著。而这样一幅对照着译文也似乎无法认出来的字，要如何看到其精彩之处？这种“过渡”的字体，要以什么眼光来欣赏？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邵彦认为，“隋唐以前是各种书体形成的阶段，在书体中有书风之别，但不是主要的;隋唐开始进入书风形成阶段，在追求风格变化的大潮流中，各种书体先后拥有过主角光环。简而言之，可以说唐代初中期是楷书形成风格的时代，是书法史的大段划分。”而为何这种风格的大规模变化会在唐代形成？邵彦从艺术史之外寻找到了线索，那就是唐代生活起居方式的变化。
“唐代除了在书法史上开启了风格史的新阶段，在社会生活史上也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就是高足家具的时代。在亚洲东部，原来大家都是席地而坐，朝鲜人和日本人到现在还部分地保留席地而坐的古风，中国人是在古代唯一改变过起居方式的。席地而坐时期使用放在地上的几，或者放在榻上的小几，都很矮。纸绢可以铺在桌面或几面上写，但在这种高度关系下，人得弯着上身，很累，不能持久;另一个办法是可以把纸绢卷成筒，拿在手里悬空写，这种姿态开始时需要训练，但是习惯了就好了，而且轻巧省力，非常流畅。先秦到汉代的竹木简主要就是拿在手里书写的。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代，高足坐具从西亚、南亚传入中原。唐代仍然可以算过渡阶段，席地而坐方式和高足坐具并用，当然高足家具比起六朝时代更为普遍。相应地，桌子也加高了，桌面也相应地加大。“
西晋文吏俑墓为永宁二年（公元302）湖南省博物馆藏
这两个文吏对坐在进行校雠，即校对书，一个双手捧书案（文具盘），上置简册，另一个左手执简（或纸卷），右手执笔。两人鼻尖快要贴在一起，两人之间的几案非常矮小，毛笔则很粗大，这些都可能进行了艺术夸张，但是能看出当时地上放的几案难以供书写用，习惯性的书写方式还是左手执简或纸，右手悬空写（肘部可以抵在腰部）。
陆机书写《平复帖》时，相信也是以这个姿势写就的。从帖上高古奇劲的笔划中，似乎可以看到录陆机悬臂挥笔的身影。董其昌曾说过：“右军（王羲之）以前，元常（钟繇）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清人顾复评价：“古意斑驳，而字奇幻不可读”，并认为草圣怀素等人都从《平复帖》中领悟到了笔法之意。
唐李白草书《上阳台帖》卷
展览中的另一幅重要作品《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寥寥二十余字，诗仙李白那洒脱豪迈的性情似乎跃然纸上，仿佛可以以字识人。作为李白迄今唯一存世的墨迹，虽然尚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从宋代至今，流传有序的题跋都显示出这件作品的罕见与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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