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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是汉文化形成、稳固的关键时期，东汉的辉煌，史书记载甚详，然而承载着当时国家正统文化、体现着王朝之正朔、制度之威仪的东汉帝陵，却与历代帝陵迥然不同，如一团迷雾，踪迹难觅，形制不明，格局更是无有定论，困扰各方，几成考古空白。
生老病死，入土为安。中国人历来讲究墓葬形制，看重陵墓建设，东汉的皇帝们自然也不会例外，但他们的陵墓究竟是何形态？
在考古人员持续超过10年的勘探发掘之后，困扰各方多年的东汉帝陵终于开始揭开神秘面纱，并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
北邙，这片位于如今孟津和偃师交会处洛阳汉魏故城附近的“风水宝地”，随着光武帝刘秀原陵、安帝刘祜恭陵、顺帝刘保宪陵、冲帝刘炳怀陵、灵帝刘宏文陵共五帝五陵的考古发掘而再次扬名于世，展露了它蕴藏的厚重文化。
这些难得的发现，也成就了“洛阳东汉帝陵考古发掘与调查”项目于4月10日成功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4月13日，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大河报独家发布邙山东汉帝陵三维复原图，用翔实的考古发现证据还原了近两千年前东汉皇帝陵寝的外貌，并对邙山东汉帝陵考古发现进行了权威解读。
东汉帝陵啥样？
很长时间仅限于文献记载
史书记载，刘秀建政东汉后，采用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特别重视丧葬礼仪，祭祀先祖。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还把豪族注重祭祀祖先祠堂的办法加以扩大，运用到陵寝制度中，从选址、布局到地宫建制，对西汉帝陵都有承袭之处。
在洛阳邙山东汉帝陵考古发掘和调查项目展开之前，社会各界对东汉帝陵的认识仅局限于文献记载中。
参与洛阳邙山东汉帝陵考古发掘的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汉魏室王咸秋介绍，根据史籍，除献帝禅陵位于焦作修武县之外，东汉其余11座帝陵均位于洛阳，其中汉魏洛阳城北兆域（孟津县境内）5座，包括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和灵帝文陵。
对东汉帝陵的格局，不少文献都曾提及。
在《后汉书》“诸帝纪”中，东汉帝陵陵寝建筑包括寝屋（宪陵寝屋）、更衣（即便殿，光烈皇后更衣）、门（原陵长寿门）、阙（恭陵东阙）、庑（恭陵百丈庑）。
王咸秋解释说，帝陵的寝屋、门比较好理解，而更衣实际上就是便殿，这种解释在唐、晋、清等古代多部典籍中均有明确注解。
比如，对《后汉书》卷三《孝章帝纪》中所说“遂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唐代李贤注曰：“更衣者，非正处也。园中有寝，有便殿。寝者，陵上正殿。便殿，寝侧之便殿，即更衣也。”
什么是便殿？王咸秋说，便殿是正殿以外的别殿，是古时帝王休息消闲之处。
对于帝陵的阙，他说，阙又称作两观、象魏，实际上就是外大门的一种形式，与牌楼牌坊的起源可能有相同之处。阙这种建筑物一般是指古代帝王在宫廷大门之外建两个对称的台子，在台子上建楼观，上圆下方，因其两台子之间阙然为道，所以称为阙。又因为在阙楼上可以观望，所以又称之为观。
至于庑，则是指在高台基址上，周边连续建屋，围成的一个内向空间的院落。最早的庑，是一种防御性的设置。后来，宫廷外周加筑宫墙、宫城，然而庑作为一种设置，一直被保留下来。
对于这些所载建筑，其他典籍也有一定记载。比如，《续汉志》提到，东汉帝陵陵园有垣墙、行马、司马门、石殿、钟虡（jù）、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建筑，但是唯一没有提到便殿。
对于这些建筑称谓，王咸秋说，“行马”一般是指宫门、官署前阻拦通行的路障，一般认为是木质的栅栏。司马门就是皇宫或者帝陵的外门。自秦代起，司马门就是皇帝专用的天子之门，只有天子或天子的使者（代表天子）才能自司马门出入，规格较高，“曹植就曾因为擅闯司马门而失去了继位的机会”。
“钟虡是悬挂乐钟的架子，上边往往装饰有猛兽造型。”王咸秋说，从《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以后宫贵幸者，皆守园陵”和“省‘本为禁中’”说辞看，园省是守园后宫居住地，“园寺吏舍，就是守卫陵园的官署所在地、官员居住地”。
这段历史考古教授曾经不知道咋给学生讲
“洛阳邙山东汉帝陵考古发掘与调查”负责人之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汉魏研究室主任严辉认为，古陵墓和古都城同是中国国家基本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代表着阴阳二界，二位一体，正如“事死如事生”一样，承载了中国古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因此二者应该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事实上，通过我们10多年的考古发掘和调查，邙山东汉帝陵的地面建筑格局已经基本查清，文献记载的建筑比如寝殿、石殿、便殿、园省、园寺吏舍等确实存在，帝陵四周有行马或者垣墙环绕，设有司马门。”他说。
严辉介绍，考古发现，东汉帝陵中，帝陵陵园整体结构往往由两部分组成，即陵园和寝园，或称为内外陵园，上述建筑分布其间，同时帝陵分布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区间，贵族勋臣陪葬墓地也固定在一个集中的区间。
“东汉帝陵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但由于历史的久远，东汉帝陵的基本面貌近1000多年来已经十分模糊，通过考古查清，很有意义。”严辉说。
对此，在3月31日于洛阳市举办的“洛阳邙山陵墓群东汉帝陵考古收获专家座谈会”上，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都给予较高评价。
“我在学校主讲秦汉考古，原来讲到东汉帝陵，一两页书就讲过去了，因为我们都搞不清楚当时的情况，怎么和学生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认为，随着此次考古成果的公布，大学的考古教材可以得到更新，让中国文明的发展脉络更清晰。
“此次公布的考古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明晰了东汉帝陵的基本情况，填补了我国考古界的重大空白，对中华文明史研究也有重要意义。”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说。
考古工作者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东汉帝陵的基本面貌得以复原
严辉介绍说，目前来看，洛阳东汉帝陵考古研究已经延续了五六十年的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学者们的独立研究，基本没有涉及考古发掘。比如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将东汉作为古代陵寝制度的确立时期，对上陵礼、宗庙制度、石刻建筑、帝陵方位等进行了探讨。陈长安先生的《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首次提出东汉北兆域五陵均位于邙山之上的观点。
第二阶段，21世纪初的前10余年，主要是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现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合并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担的国家文物局项目“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2003——2012年）。截至2012年，该项目先后普查面积950余平方公里，调查古墓冢、古墓葬1175座，钻探面积329.97万平方米。其间，在偃师市白草坡村和孟津县平乐镇朱仓村，分别钻探、发掘了3处帝陵陵园遗址和多处东汉墓园遗址。
这一时期，相关的田野考古工作还有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在2002年对邙山和洛南陵区20余座与东汉帝陵相关的墓冢进行的考古踏查，和2004年对洛南陵区2座墓冢进行的考古勘探和试掘。
“该阶段的考古工作，依靠全新的考古学理念，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文物普查和调查钻探。主要解决了东汉帝陵的分区，帝陵级别墓冢的分布、帝陵墓冢的封土形制，以及部分陵园遗址的布局结构等，取得了一定的收获，推动了研究。”严辉说。
第三阶段是2012年至今。在此期间，随着国家文物局的批复，针对东汉陵园遗址的主动发掘首次展开。“相比于之前，这个阶段的工作进入了更高的层次，以田野考古发掘为主要方式，直接对帝陵陵园遗址的相关元素进行了全面揭示。”严辉说，通过发掘，主要解决了陵园的整体布局、陵园建筑结构，以及相关遗迹的性质、年代、内涵等问题，东汉帝陵的基本面貌终于得以复原。
4月13日，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大河报独家发布了他们制作的《洛阳东汉帝陵陵园三维复原图》。
这份以大汉冢东汉帝陵陵园遗址（光武原陵）的考古发现为依据绘制的复原图上，圆丘形的封土位于陵园中央，陵园四周为行马，行马有四出司马门，外有壕沟，陵园内还有石殿，西北角还有高大的阙。紧邻陵园东侧的寝园北端，有园省、园寺吏舍建筑，向南还有寝殿、便殿建筑。
这张三维复原图，在邙山东汉帝陵的考古发掘平面图上，很有代表性，也得到了不少业内专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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