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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杀死毛文龙一直被视为明末抗金力量的一大损失，对此正反两方各执一词，努力把袁崇焕或者毛文龙打成汉奸卖国贼。本文无意对这两位的忠心作判断，而是探讨当时的大环境下，两人合力是否有可能平辽。
在毛文龙的拥护者中这样一个论调流传甚广，那就是作为游击的毛文龙在后金后方煽风点火，给后金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作用堪比抗战时期党的敌后游击战。
有这个想法可谓大错特错，毛文龙在世的时候，朝廷为了他的东江镇军费可谓绞尽脑汁，待遇哪是什么土八路啊，简直堪比中央军。而毛文龙为了军费其实也没少做贸易，间接活跃了后金经济--和袁崇焕干的事情大同小异。从道德制高点来说毛文龙其实不占优势，东江镇的两万多明军也不完全是他个人带出来，而是明朝中央的财政拨款支持下成长起来的武装。
这么一看所谓一人之力支撑起半壁江山纯属戴高帽，他和袁崇焕一样都是中央用白花花的银子养出来的大军。由于深入敌后的关系，毛文龙的部队相较于袁崇焕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做到后来的战绩实属正常。
那么毛文龙真正定位是什么？答案是作为后金背后的牵制力量，让后金不敢放手攻打明朝。这从毛文龙的战绩就能看出来，其大胜也不过"活夷三名夷级四百七十七颗达帽二百九十顶""活夷八十三名阵斩首级二百六十三颗"，实在难以像一些人想象中那样"驱除鞑虏"。对于后金而言，毛文龙的作用更多地是煽动境内还忠诚于明朝的汉人，给后金的国家农奴体制造成破坏。
毛文龙掌权时期，四处袭击汉人的定居点，将"顺民"接回将"假鞑"杀死，最多的一次一口气接回了"难民汪仲举等五千三十余名"。但是，有成功就会有失败，随着后金政权的防备逐渐完善，毛文龙越来越难以获得成功了，甚至还有一次袭击被三个妇女击退，而一旦失败策应的汉人就算倒了血霉，他们全部被后金所杀。
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愿意提供策应的辽东汉人必然越来越少，只能选择成为"假鞑"的人必然也越来越多。这个在熊廷弼的奏疏中就能得知，早在努尔哈赤时期负责辽东事务的熊廷弼就表达了他对辽东汉人的厌恶，其声称当地汉人宁可丈夫被后金杀死也不愿意他们去公家服役，宁可成为后金的奴仆也不愿意给明朝当差。熊廷弼分析这种情况后认为这是因为辽东地区的汉人长期与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处让他们"气息相类"，从而对关内汉人产生排斥，反而更愿意亲近同样生长在东北的后金。
熊廷弼的话固然有很浓重的情绪，不过也反映出辽东汉人和关内人的疏离感
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样严重的地域矛盾也给关内外人之间制造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在关外人逃亡关内的时候，关内人不但拒绝提供粮食给难民，反而虐待他们，情节远比今天的地域歧视来的恶劣。很多辽东人就这么饿死在了关内，幸存者逃回了辽东并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了后金和留在辽东的汉人。
当消息蔓延开来，辽东人和关内人越来越离心离德，毛文龙等在敌后的部队处境注定越发困难。
那么毛文龙怎么说也有数万部队，加上袁崇焕和关内开来的援军以及朝鲜的仆从军是否能与八旗一战？答案很悲观，因为明军在五万人级别的战役中一次也没赢过后金，最大的胜利是遵永大捷前后也不过几千颗首级，根本不伤清军的根基。而明军之所以打得这么难看，和明军的指挥系统糟糕有关。相信稍微熟悉明末历史的人都能发现明军每次开打前内部总要出点事，萨尔浒经典的分兵进击不说，松锦被陈新甲三言两语就葬送了大好形势也不提，连浑河这种算得上打得不错的战役都有川军与浙军械斗的闹剧，浙军打偏的火炮甚至击杀了围观的吃瓜群众。
一次两次可以把责任推给指挥官或者皇帝个人，但是回回如此就是整个指挥系统的问题了。而扣除太祖成祖时期明军的大兵团作战几乎没有胜绩表明了这一点，两百年的时间次次都遇上"小人"那么大明真的是"天厌之"了。
明军的根本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把中央集权推行到巅峰的国家，却没有建立起"中央野战军"，每逢大战都要各个军镇抽调部队。这个做法类似于中唐以前，精锐部队都来自藩镇和胡人雇佣军，但是却没有能够像唐代那样做到"让懂得人去管理"，依旧对武将设置了种种节制。反观以防备武将出名的宋代，反而建立起了庞大的禁军部队，作为"中央野战军"。这支部队直接隶属于皇帝，驻扎在边境各处，在王安石改革之前其战斗力也不错，甚至能够在大规模野战中击败契丹人的大兵团。
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蒙古人的关系明代的制度和宋代差距非常大，某种程度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更并不像之前的汉族王朝。体现在军队上就是建立起来了类似于元朝的边军体制。朱元璋又吸取了元朝末年军阀内战的教训，晚年对功勋集团大开杀戒，把兵权腾出来给了自己的儿子们。这也是明代藩王的不同之处，它不算是封建的一种，只掌握军事权但没有行政权力，更没有监察权。
朱棣通过被切割的权力和大侄子的软弱登上帝位后对父亲留下来的藩王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王府卫队被没收藩王的军事权力不复存在不说，更是被软禁在自己的王府之中形同囚犯。明军经过这爷俩的折腾最终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存在，说要模仿汉唐伟业吧，它的武将处处受到文官的节制，后期文官甚至越权直接干涉指挥，造成的后果极其恶劣，这在汉唐难以想象。说它模仿宋朝搞中央集权把，它又不建立中央野战军，把部队尽可能归属到同一个系统之下，每逢大战内讧一把，而且是每一次都出事情都不小的那种。说它继承了蒙古人的传统吧，它又对近支王爷们极度不信任，使他们非但不可能有蒙古人的战绩，反而成为国家经济的拖累。这也解释了朱棣之后除了内战，明军没有哪怕一次十万级大兵团作战的胜利，连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在当事人眼里都打得不咋地，毕竟倭国不是后来的日本，天兵对付他们尚且耗费八百万两，在当时人眼中简直丢尽颜面。
袁崇焕杀毛文龙很重要的理由便是毛文龙不听袁崇焕指挥，他在书信中已经透露出这个思想，他说"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从这个方面来说，毛袁二人的悲剧在二百年前就埋下了。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财政，根据统计哪怕是财政运转相对良好的万历年间也有三百万两左右的赤字，更别提明朝为了辽东前后花费数千万两白银，将张居正的努力全送进去了。毛文龙的东江镇也是无底洞之一，动辄请"发帑金"，其要价之高堪比辽东经略。他的政敌攻击他也是靠这点，无他两三万人的部队居然要这么多的钱，说明有着极大的浪费现象或者贪腐现象，这个没法洗地。
当明朝的财政大量向辽东倾斜之后，其他地方军便不干了，尤其是陕西欠饷"十之七八"，导致大量的军人走上了逃亡与造反之路。孙承宗这样评价各路起义军：其他人不足为惧，唯独闯王的部队多数是以前的明军，所以特别能战。结果正如他所预见，他们与被天灾迫害的无法生存的农民一起组建了起义军，最终毁灭了明朝。
结语
无论袁崇焕杀不杀毛文龙，克服辽东都是没有希望的。毛文龙的职责就是利用朝廷的拨款打打游击，解救下还心向明朝的顺民。当顺民越来越少，八旗针对性的防御越来越严密，东江镇就无计可施了。如果他要联合袁崇焕和朝鲜一起出击，那么明军的指挥痼疾就会发作，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如萨尔浒中的李家军一般退回自己的老巢。只能说大局如此天注定，非人力可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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