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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年之前的“用工荒”，到如今的“人才荒”，全国各地对于“劳动力数量”的焦虑从未停止过。去年以来，西安、武汉、南京、杭州、成都、北京、上海等城市纷纷掀起了“抢人大战”，且“战况”愈演愈烈，给房补、发奖励、补贴创业、甚至满足一定条件直接送户口，各地竞相祭出大招，意图使包括各大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各类人才定居本城。
但在各类人才引进优待政策频出的同时，一些城市相关的配套政策与设施建设却出现了脱节的情况，如“引进人才的子女需回原籍所在地高考”，七万人摇号抢一千套房，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教育资源紧张、公共设施水平落后、创业环境不佳、税费过高……各地在“抢人大战”中暴露出来种种的欠缺与不足使得引进人才的生活与工作仍存在诸多不便，若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人才落户优惠政策带来的人才潮，只是短期效应，人才还是会在流入后再次流出，到更适宜发展的地方去。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地使得“抢人大战”所带来的人才红利长久化呢？中东唯一的发达国家--以色列的经验值得借鉴，其同样也是通过“抢人大战”，辅以“留人战略”，不断吸纳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甚至难民，从一无所有的荒芜之地逐渐走向富强繁荣的“应许之地”。那么以色列具体做了些什么，将如此之多的，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整合成为以色列提供力量的新鲜血液，实现它的地区强权的？
犹太人往巴勒斯坦地区移民起于19世纪末。虽然此时还没有以色列国，巴勒斯坦也还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但犹太人已经成立了自己的世界性组织--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ZO），其在19世纪末成立后多次召开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商讨促进犹太人融合为一体，加强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鼓励离散在外的犹太人往《圣经》中犹太人的故地--以色列地移民等事宜，大会之后通过了多项纲领与计划，旨在一步步地促使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地。
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早在以色列建国前，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往巴勒斯坦地区就有六次大规模的移民，这些人大都因所在国发生排犹暴动而苦不堪言，财产乃至生命安全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其中许多人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舆论造势与宣传攻势下，出于宗教与民族上的原因，对“应许之地”心向往之，遂选择定居巴勒斯坦地区。
1918年奥斯曼帝国战败解体后，英国开始对巴勒斯坦地区进行殖民托管，得益于英国统治时期宽松自由的政策，新来的犹太移民与阿拉伯原住民得到了平等对待，这为以色列建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犹太移民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与以色列犹太事务局的支持下，在日后的以色列领土与控制区内组建了自治机构（以色列建国后这些机构直接演变为政府部门），为当地的建设进行规划与动员。
移入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中既有无产阶级，也有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他们各有所长，因而在自治机构的统筹管理下各有分工。犹太移民中的农民与工人在初期为巴勒斯坦地区的农业、轻工业与基础设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正是这些人为未来的中东大都会--特拉维夫的发展打下来坚实的基础，并缔造了以色列第一座基布兹（犹太版本的集体社区，主要从事工农业生产，且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将其推广至巴勒斯坦地区全境。
同时犹太移民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教授、建筑师与律师等各行各业的专家则为原先现代化进程几乎为零的巴勒斯坦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教育、建筑业与重工业，他们设计的特拉维夫白城（包豪斯风格）如今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是由于他们的到来，巴勒斯坦地区有了铁路与电网，海法港及其附属的炼油厂也得以竣工。
而犹太商人与资本家则用自己的万贯家财从阿拉伯原住民手中买下土地供给同胞建设，为犹太社区与定居点的发展与扩张注入了大量投资。若没有他们的资本输入，犹太人也无法在短短半个多世纪内将荒无人烟的巴勒斯坦初步打造成较为宜居的地区。
犹太移民各阶层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与以色列犹太事务局的统筹规划与号召下，分工协作，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发光发热，正是得益于他们的辛勤劳作，巴勒斯坦地区才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生活条件比之前提升好几个档次，进而吸引了更多离散在外的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至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夕，已有65万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定居了下来。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后，次日旋即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尽管战火连连，但这并没有妨碍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欧洲各国的犹太人（他们大都一贫如洗）争相定居以色列，因为二战后欧洲一片废墟，经济衰退，生活水平下滑严重，大量熬出头了的犹太人已不想再过寄人篱下的苦日子，于是选择去已初有起色的犹太家园--以色列以寻求更好的生活。在1948年至1951年的短短三年内，就有近69万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以色列国的人口因此翻了个倍。
因为战争威胁，新生的以色列国在民用生产方面采取了诸多节省开支的措施，以确保国防生产不受影响，这使得以色列民众的生活一度相当艰苦，但以色列政府并没有因此亏待人数众多的新犹太移民，反而竭尽全力地为他们提供各类日用物资乃至包括房屋在内的各类配套基础设施，并为其创建优越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帮助其融入以色列社会。
当新犹太移民抵达以色列时，以色列政府为他们安排了一些列流程：统一先进行消毒，然后接受免费体检并注射疫苗，接着便拿到了分发的食物，随后前往居所。最早的移民们获得了以色列政府赠予他们的房产，其不仅设施齐全，面积适宜，而且大都坐落在配套设施较完善的城区内。而之后的移民们因房屋紧张的关系，暂时先住进了以色列政府的移民营（希伯来语：MahanotOlim），说它是营地，实质上是帐篷城，其大都坐落在城镇和村落周边，移民营中的新移民暂时无需工作以维持生计，其所有生活开支由以色列政府下属的机构覆盖。
五十年代初期，以色列政府逐步将移民营升级成为过渡营（Ma‘abaraot），其大都由军营改建而来，由此新移民住进了金属棚屋，并有了公用的厕所与淋浴设施，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五十年代中期，以色列政府开始出资在过渡营所在地建设永久性的住宅群，以替代临时板房，后来的新移民由是终于无偿得到了自己的住所，由此过渡营演化升级成了发展城镇（AyaratPitu’ah，类似于我国的小区或新村），日后逐步扩大为新城市，目前在以色列全境共有20座发展城镇。
另一些新移民则在设法获得住房后，选择直接离开过渡营，则离开时以色列政府会给他们发放口粮配额卡、身份证与铺盖，并赠予其约30美元的现金。这些人一部分住进了已建成的城镇里，一部分则入住基布兹与莫沙夫（莫沙夫虽也是从事工农业生产的集体社区，但其为家庭经营模式，而非基布兹的集体经营模式）。
吸收了大量新移民的基布兹和莫沙夫不仅在以色列的工农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在国防和政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的基布兹与莫沙夫常常坐落在以色列的边境地区，居民除了参加劳动外，也会接受民兵训练。由此，以色列政府将部分新移民训练成了耕战结合的先锋，作为战略部署，协助保卫以色列。
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期间，许多以色列的政治家以及军事和工业方面的领军人物都在基布兹或莫沙夫生活过。在八十年代前，基布兹与莫沙夫一度经济高度繁荣且贫富差距较小，使得外人对生活在其中极为向往，进一步吸引了离散在外的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在八十年代末苏东巨变后，大量原先因配额原因无法移民的东欧犹太人扎堆定居以色列，其中以俄国犹太人最多。
除去被动接收犹太移民，以色列在离散在外的犹太人因迫害、战乱或饥荒而陷入危难之际的时候还会“主动出击”，开展专项行动，将目标国的整个犹太社群接到以色列，如如49年至50年的魔毯行动将近5万名也门犹太人护送至以色列；51年以斯拉与尼希米行动将全部的12万名伊拉克犹太人接至以色列，使其摆脱了被阿拉伯穆斯林迫害的危险；84年至85年的摩西行动与91年的所罗门行动则将55000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从饥荒和内战中拯救了出来。至1991年，以色列人口已突破500万大关，是刚建国时的6倍多。
可以说，以色列不仅在“抢人大战”中占得了先机，也在“留人”的持久战中获得了胜利：其通过在战时与战后被动或主动地吸纳犹太移民，甚至是难民来为自己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使本国人口不断增长，至今其已达880万，是刚建国时的十倍多。由于不断吸纳移民，以色列人口持续稳定增长，由此带动了本国市场规模的不断稳步扩大，以此拉动内需，实现经济的持久快速增长。由此，以色列逐步走向富强，有了源源不断的资本，以建设高福利、高生活水平的社会，科教文卫事业发展势头迅猛，很快超过了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其水平目前与欧美国家不相上下，甚至还有超过它们之处。这样，以色列不仅留住了原先的犹太移民，而且还吸引了更多的犹太人前来定居，并使他们留在以色列，实现了人口红利的长久化。
除去为移民提供优质的科教文卫资源与发达的基础设施等“硬件”外，以色列也相当注重“软件”的建设，其包括自由的政治环境、多元的文化格局与开放的创新氛围，这三者也是以色列在“抢人大战”与后续的“留人大战”中获胜的重要因素。
得益于犹太人重视教育和崇尚知识的优良传统与以色列基于强大国防的精英培养模式（以色列全体犹太公民，除极端正统派外，不分男女都需服兵役），以色列公民大都思维开放，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以色列还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吸引犹太人移民，甚至在1999年承认双重国籍，以协助500多位外籍犹太科学家定居以色列，由此以色列吸引了大批高技术犹太人才“回归祖国”。
在有了人才资源与技术资源的后，以色列还为创新创业者提供资金与政策扶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色列政府不仅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直接为初创科技企业提供财源，而且还不断加大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技研发。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以色列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维持在5%左右，远超平均水平，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为了帮助初创企业分散风险，以色列政府不仅出台了多项法律，以此规定政府在扶持初创企业时因尽的义务，并降低高新技术行业的税率，而且还实施了技术孵化器计划，为初创企业提供融资、研发、管理、市场开发等全方位支持，以色列政府承担费用的85%。
由此，以色列成了一片创新的热土，据统计，以色列创业企业密度全球第一，平均每1844个人就有一个创业者；以色列人均风险资本投资全球第一，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以色列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的非美国公司超过整个欧洲总和。如此优异的创新创业环境，则会不吸引离散在外的犹太人“回归祖国”打拼呢？目前以色列的新移民中，不仅有来自阿拉伯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更有来自法国、甚至是美国的犹太人，从别的发达国家口中“抢下人才”，已证明了以色列在“抢人大战”中完胜。
由以色列“抢人”的经验中我们不难得出，人才在乎的不仅是一本护照或是一纸户口，更在乎所在国家或城市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与行政管理等综合竞争优势。
因此，我国各城市应改变简单地把人“抢”过来的现状，而应将眼光放长远些，注重后续的“留人”阶段，持续夯实社会保障、公共设施、行政管理等配套基础，而不是纠结于诸如引进人才多少万人，一天多少大学生落户，到20XX年全市人口到底X千万等纸面上的漂亮数据。
让人才能够真正留下来，发挥人才的最大潜能，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才是“抢人大战”核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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