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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把友情看得比生命还重，对待朋友“充满了真诚”。他曾说：“友情是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开它生命就没了光彩，离开它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巴金有很多朋友，也有说不完的友情故事。本文介绍的是巴金为友情“送”文的故事。
“送”文毛一波，《樱花时节》成友情纪念物
巴金故居的《点滴》杂志，2017年第四期刊有周立民《难以忘怀的印象——巴金的台湾之行和他的朋友们（上）》，说巴金友人毛一波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巴金“借”给他一篇文章的事。
毛一波是在《前尘琐忆》（未刊稿）的《记李芾甘》中说到这件事的：“他（巴金）编译过一篇小文：《列宁进天堂的故事》，似用PK的笔名发表在《开明》上，以后却又收入我的《樱花时节》一书（上海新时代书局出版）里，这是他送给我的。”这里，依毛一波的说法是“送”。
《樱花时节》是诗歌、小说和随笔合集。毛一波在“后记”中仅说“只有《旧痕》一首，出之于我底爱弟农海的手笔”，并未说到巴金“送”文。事实上，《列宁进天堂的故事》确是巴金编译，只是未“用PK的笔名发表在《开明》上”，而是署名“巴金”与毛一波的短篇《失业》、随笔《日本之秋》同时发表于1931年3月星洲日报社出版的《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刊》。
毛一波比巴金大三岁，是四川同乡。他俩年轻时就志趣相投。1925年9月，他与巴金、索非等16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无政府主义组织民众社，又与巴金等同住贝勒路天祥里编辑《民众》半月刊。1927年1月，巴金去法国留学，毛一波“和（卢）剑波等亲送上船”。1929年，毛一波留学日本，与巴金的书信往来不断。巴金的成名作《灭亡》在4月出版的《小说月报》连载结束，毛一波很快于7月11日撰文给予高度评价。这也是文学评论界对《灭亡》最早的公开评价。
1931年3月，毛一波留学回到上海后，与巴金的交往甚为密切。那时他住在贝勒路马来亚书店，巴金“常来坐谈，或外出喝茶”。5月9日，他与巴金、索非夫妇同游苏州。就在这期间，毛一波编选好《樱花时节》书稿，4月6日写好“后记”，即把书稿交付新时代书局，7月正式出版。
不久，毛一波结婚，巴金曾约人去他家“饮酒祝贺”。他也到宝光里14号巴金和索非住处，一起“吃鸭子馄饨”。巴金把《列宁进天堂的故事》“送”给他编入《樱花时节》，显然是出于他俩的友情，《樱花时节》就是他俩的友情纪念物。
并非“孤例”，从寻找“周姚”说起
笔者发现，巴金为友情而“送”文绝非孤例。比如，由万叶书店出版的《幸福的梦》。
抗战胜利后，钱君匋的万叶书店迎来发展契机。他与老友索非策划了一套“万叶新辑丛书”，其中万叶译文新辑预告出版五种，所见有两种，一是高尔恰克等著、周姚译《幸福的梦》；另一是高尔基著、适夷译《老板》，均于1946年2月出版，署“主编者索非、发行者钱君匋”。
《老板》译者“适夷”，即作家楼适夷。《幸福的梦》译者“周姚”，现代文学或现代翻译文学的词典均无著录。那么，“周姚”是谁？笔者为此进行了一番“寻找”。
《幸福的梦》书前刊有“编者献辞”，由主编索非亲撰；另有“前记”，全录于下：
这些小东西是我在学习世界语时的试译，有些是世界语的原作，有些却是世界语的译作，我根据译本转译的。
我集起这个集子来，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学习成绩，却是想告诉大家：世界语是一种值得炫耀的美文，藉以引起大家学习世界语的兴趣。——另一方面呢，也算替自己留下一个学习纪念。
这篇“前记”自然是译者“周姚”所写。看来，“周姚”是世界语译者。寻找“周姚”的范围，一下子缩小了许多。
《幸福的梦》共收13篇世界语译作：《家》《遗产》《四个音乐家》《小弟妹》《小红帽》《红帽女郎与狼》《一朵超自然的玫瑰花》《逃亡》《不贞之花》《幸福的梦》《小国王》《茶房也是一个人》《论嫉妒》。这些译作大多发表过，但译者署名不一，有泰伦、鞠馨、无名、一切、微明等。要找到“周姚”，就必须查核清楚这些笔名的使用者。
容易确定的是，一切是巴金的笔名，泰伦、微明是索非的笔名。署一切译的《茶房也是一个人》，刊于《开明》一卷八号“儿童读物专号”；署微明译的《论嫉妒》，刊于《新女性》1929第十二期；署泰伦译的有四篇：《幸福的梦》刊于《中学生》1930年第七期，《小红帽》《红帽女郎与狼》分别刊于《学生杂志》1930年第八期、第十二期，《小国王》在《文华》月刊1930年第十期开始连载，后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署索非译。
如此看来，“周姚”应与索非和巴金有关。但据“前记”由“我”写成，笔者推测“周姚”系索非的化名。
“周姚”即索非？条分缕析觅踪迹
索非是我国世界语运动的早期倡导者。1925年，他曾参与胡愈之领导的上海世界语学会改组，曾任世界语杂志《绿光》编辑和世界语函授学校教员，后任上海世界语学会干事，负责学会日常事务。巴金从法国回国后，索非介绍他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也成为函授学校教员，并参与编辑《绿光》。
1926年，索非任职开明书店后，仍在上海世界语学会兼职，致力于世界语的推广普及。他编写的《世界语入门》，多次再版，影响较广，是他在世界语著译方面的代表作；他还翻译并发表了不少世界语译作，如《幸福的梦》《小红帽》《红帽女郎与狼》和《小国王》等。
笃厚友情，难忘“非兄”与“馨嫂”
至此，似已找到“周姚”。但要确认“周姚”与巴金无关，尚需对《茶房也是一个人》收在集中作出解释。为此，笔者一度未找到满意的说法，直到读到“周文”，才“豁然开悟”：《茶房也是一个人》就是巴金“送”给索非的。他给毛一波“送”文的故事是最好的佐证。
1945年11月初，巴金独自从重庆回到上海看望病重的三哥李尧林。从《幸福的梦》付印时间1946年2月20日来看，那时该书开始酝酿、甚至已开始编选。《茶房也是一个人》是巴金刚从法国回沪时翻译的，那时他住在索非介绍的上海世界语学会会所；译文很快发表在索非主编的《开明》一卷八号，那时他俩同住在宝光里14号。这次在上海的一个多月，他又与索非一家同住霞飞坊59号，并知道索非将去台湾；而《幸福的梦》出版时，索非已在台湾。因此，就像15年前“送”文给毛一波，巴金把《茶房也是一个人》“送”给索非收入集中，是为了纪念他俩20年笃厚的友谊。
就这样，找到的“周姚”就是巴金的挚友索非。“周姚”也有其特殊“含义”：索非原姓“周”，他妻子姓“姚”，“周姚”就是两人姓氏合成的名字。实际上，这也是笔者最初猜测“周姚”是索非的理由。遗憾的是，索非夫妇最终分开了，巴金为此感到非常难过，但他忘不了与“非兄”、“馨嫂”在一起的日子，一直珍藏着两册《幸福的梦》，到晚年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而在台湾的索非，一直念念不忘留在大陆的发妻和一双儿女，70岁所作《家乘前言》中还留下一句“鞠馨何辜”？！故纸中的“周姚”以及鞠馨、鞠馨女士等名字，从而成了他俩曾经的美好时光最好的纪念。
《幸福的梦》收录了索非在世界语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的大部分译作，也记载了他为中国世界语运动所作的贡献。后列入万叶书店的“万叶儿童文库”，于1950年10月30日再版。在台湾的索非，自然无法知道老友钱君匋再版了该书，而他亲撰的“编者献辞”及主编名都是必须删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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