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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江南，霏霏雨丝伴着外公的弦板、外婆的吟唱，把我带到上虞丰惠镇南街的“勅五堂”。时光过得真快，122年前，这座已薪传了300年的胡氏古宅，诞下了第九代的第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的大牌记者，著名编辑家、出版家、翻译家，被称为“中华民族脊梁”的社会活动家胡愈之。
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他是我们光明日报社的第一任总编辑。
1982年我大学毕业，经过中文系老师们的集体决议，一致推荐我进入光明日报社工作。从那时起，青涩如一枚含羞草的我，便知晓了“胡愈之”这个灯盏般的名字，并就此有了骄傲炫人的夸口……
孰料“天意从来高难问”，眼见着一年年莺飞草长韶华去，直到如今红颜已去，两鬓见霜，我才有机会来到浙江上虞，拜谒“我们胡老总”的祖屋。
祖屋“勅五堂”
从祖上来说，胡家是此地的大户人家。正如我所想，三进院落，四排楼房及多间附属平房，门柱梁气势俨然，雕花窗文雅贵气，整座建筑不见奢华繁复，但求卷帙浩繁。最气势夺人的是有着众多匾牌和楹联：“中翰第”“大夫第”和“东方月上，忙开书卷课儿曹；南亩春来，予诫锄犁修穑事”“二百年祖宅，十一世书香”等。然而，最令胡家世代子孙骄傲的，还是“勅五堂”匾牌，高悬在第一进院落的正房门楣，乃胡氏传家的镇宅之宝。“勅”今写为“敕”，乃皇帝的诏令，是皇上本人才能用的字；“五”在这里是数字。什么意思呢？原来，这里面藏着一个年深日远的真实故事。
胡氏的高祖乃宋代大儒胡国安。他是北宋哲宗朝进士，被擢为“太学博士”；钦宗时被敕封“太常少卿”和“起居舍人”两职，但皆被他辞官；高宗时又被敕封为“中书舍人”兼“侍讲”两职，国安依然不愿在官场上混迹，只接受了“侍讲”一职，每日严谨端肃地给皇上讲课。后因课讲得好，受到高宗赏识，又被加封为“给事中”一职。胡国安不仅再度辞官，而且竟然离开宫廷，归去衡湘书院，甘心做了一名无官位、无“职称”、无权无势的“人民教师”，最后，气定神闲地以讲学、著书而终其一生。这种不被官场名利所惑，坚持枯坐冷板凳、一心做学问的举止，是中国传统文人们所倍加推崇的典范。不过历朝历代，宦海茫茫，基本上都是士大夫们口头上唱唱高调而已，没有几人当真的。然而胡国安是真正做到了，五次被敕封而辞官，成了胡家子孙的世袭骄傲，这便有了“勅五堂”。
胡愈之便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慢慢成长起来的。在整座院落的西北侧，有一间小小的“后咫园”，是他与两个弟弟读书发蒙的地方。他的爷爷胡仁耀曾任清代内阁中书，父亲胡庆皆是民国初年上虞县的教育会长，父子俩都是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也是带动乡里的耕读传家的士绅。那时，丰惠镇还不叫“丰惠”，也非镇属，而是老上虞县城所在地。
“上虞”者，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父系氏族公社后期，唐尧禅让有虞氏部落的首领虞舜，但其子朱丹不满而作乱，舜避居故里，百官皆相从，从此便有了“上虞”及“百官”之名。另一说是“虞”通“娱”，此既是舜帝的诞生之地，亦是神仙们聚会娱乐的仙境。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今人完全不必辛辛苦苦地考证传说之真伪，我们已确凿知道，位于古越文化核心区的上虞，在7000多年前，就有原始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壮举；在秦始皇时期（公元前222年），就已被设置为上虞县……壮哉上虞，已经有寿2240岁了！
这些家乡的瑰丽传说，更兼远祖的典范故事，是世代读书的胡氏家族的精神支柱。传到胡愈之幼小的心灵时，在爱国主义精神之上，又加增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时代新萌芽。胡愈之从小便显露出文化上的天赋，从春晖小学到绍兴府中学堂（今绍兴市一中），他都是名列前茅的优秀学生。说来，他还算是鲁迅先生的亲传弟子呢——15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绍兴府中学堂录取，当时鲁迅正在该学堂任学监兼博物课老师，主要管理学习纪律，每晚都要在自修室巡查。有一天正是在晚自习课时，少年胡愈之淘气，写了一篇戏谑同学的文章，当场被鲁迅发现，不过先生没有批评他，只是威严地瞥了他一眼，把年少气盛的胡愈之弄了个大红脸，老实了一段时间。
不过十几郎当岁的年纪，正是男孩子最淘气的阶段，过了一些时候，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把老师同学的绰号编成对仗句、联成文章取乐。正当此脑酣耳热之际，他的举动又被从身后走来的鲁迅发现，其“作品”又被先生读了，这回胡愈之心里真是害怕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等着挨训。不料，鲁迅先生再度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发火，一言不发就离开了。这两眼等于是两鞭子，抽在了顽皮少年胡愈之心上。此时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最好的教育就是如此，培养自尊胜于训斥罚责，一下子，胡愈之的“明理花”开了，从此进入人生的正式阶段，再也没犯过此类错误，而是把一门心思都放在了发奋读书上。
全才型巨子
鲁迅先生真是慧眼识人，几年后乃至几十年后，胡愈之逐渐成为全才型人杰，在新闻报道、编辑出版、文学创作、翻译名著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耀眼的业绩，乃至成为中国进步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之一，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主要开创人。
他似乎就是上天派到中国来做文化事业的干将，一生与新闻出版结下不解之缘。1914年18岁时候，他就在家乡的霏霏雨丝中忙碌开了，办起平生第一份小报《利息表》。虽然按新闻规范严格地说那还只能算是一本小册子，但请不要忘记，那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开端。以后的一生中，胡愈之主编过家乡的报纸《上虞声》，向父老乡亲介绍“五四”新文化新思想；接手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当时他还只是一名工作之余读英语夜校，并自学日语和世界语，并刚刚开始发表著、译文章的“小青年”。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热血沸腾的胡愈之等人主持创办了《公理日报》，跟踪报道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过程。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次日，悲愤交加的他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铎等7人签名，在《商报》上发表出来。这可惹恼了国民党反动当局，胡愈之被迫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逐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1931年初学成回国，胡愈之在途中访问了莫斯科，写下《莫斯科印象记》，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实况，在中国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由于胡愈之同社会各界联系广泛，社会影响大，比较适宜做统一战线工作，1933年初，以牧师职业为掩护、担任左翼社会科学联合会书记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庆孚，与胡愈之取得了联系。经几次深谈，了解到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和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后，于当年9月秘密吸收他为中共特别党员，归中央特科领导，不参加党的基层组织活动，也不参加群众性革命团体，只与中央特科单线联系，以民主人士身份从事社会活动。这一秘密，一直到1979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在民主党派中工作的中共党员名单，人们才得知胡愈之已经是有着46年党龄的“老革命”了。
1936年5月，“七君子事件”爆发——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7位社会贤达，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中共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国民党当局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他们并欲加审判。这一倒行逆施的举动激起民愤，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胡愈之担当起指挥营救“七君子”活动的重任，他组织律师辩护，动员舆论声援，并再次冲锋在第一线，亲自撰写了《爱国无罪听审记》的长篇纪实报道，及时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面目，最终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七君子”无罪释放的胜利。后来，《爱国无罪听审记》成为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名篇，它的写作过程亦颇有传奇色彩。胡序威《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记录道：
1937年6月11日，苏州法庭开庭审讯救国会“七君子”。12日晚，胡愈之在听取刚从苏州回来的记者和家属汇报的同时，即挥笔起草《爱国无罪听审记》。为了赶时间，他采取边写、边刻印、边送报馆发排的办法。当时身历其境的胡子婴曾有过这样的记述：“这篇稿子的头已在各报馆排校，中段在路上，尾巴还在奋笔直书。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看到胡先生写稿的情形，方信确有其事。”第二天早晨，各报多以《爱国无罪听审记》通栏标题刊出，轰动了全上海。
此时，这位从上虞“勅五堂”走出的朗朗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站在时代大浪潮前排的新闻出版巨子，更是义无反顾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家。在他的一生中，参与创办、担任主编或社长的报刊，有《东方杂志》、《公理日报》、《生活周刊》、《文学》月刊、《世界知识》杂志、《新生》周刊、《生活日报》、《国民公论》、《南洋商报》、《南侨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月报》等，达二三十种之多。他还组织了斯诺《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工作，推动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同时他还是民盟的核心领导人，是新中国政协的筹备人之一，曾担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最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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