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
1948年夏天,胡愈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从香港抵达大连,转而奔赴华北解放区。因为信息灵通,密切关注时局变化的他经过缜密思考,得出了“蒋氏政权已经完全丧失民心,顶多还能支撑一年就要垮台,共产党和解放军将会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判断,并将自己的判断报告给上级领导李一氓。李对此极为重视,安排他专程去平山县拜见毛泽东,并反复叮嘱他一定要详细向毛主席报告。果然,毛泽东认真听取了胡愈之的阐述,又仔细询问了国统区的许多情况。
随后,毛泽东吸取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战场上的最新变化形势,作出了更为准确的分析,在1948年11月14日写成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随后,毛泽东吸取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战场上的最新变化形势,作出了更为准确的分析,在1948年11月14日写成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被委以重任,筹建全国政协,出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担任全国新华书店总经理,筹建全国出版署并任第一任署长,任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任全国人大常委,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词典计划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第一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和代主席……这些职位可都不是挂名的虚职,比如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即体现在他对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倡导、参与和推动上。在其位必须谋其政,那时,举国上下强调的皆是奉献。“奉献”二字在胡愈之心目中尤其神圣,过去在白色恐怖中他都不怕杀头干革命,现在新中国是自己当家做主人了,当然更得拼命干了!
1982年夏天我到光明日报社人事部报到后,抽时间去了报社资料室,想瞻仰一下《光明日报》创刊号。报社的资料工作做得真好,按月装订,逐年累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资料室有一位陈蕊英老师,中年女性,个子矮小,业务极棒。老同志都说整个资料室的数十万报刊书册全都在她脑子里,你去借什么,哪怕说不出书名,但只要嗫嚅着说出几个字,或蹦出一个词,她也能像现在的电脑一样,一两分钟就从书库里抓出你的所需,其神其奇,宛如当年北京百货大楼的“一把抓”全国劳模张秉贵。传说资料室还有一位盛祖佳老师,也是中年女性,亦能如此出神入化。这两位令当时青葱生涩的我满襟崇敬,心说《光明日报》可真是中国知识界最高端的大报,连资料管理员都如此非凡,真让人太兴奋了!
果然,圆圆眼睛的陈蕊英老师友善地看着我,没等我说完就明白了,顷刻间就捧来了《光明日报》创刊号,那是1949年6月16日的珍贵出品。
那时的报纸还是竖排,繁体字,整个版面如同壮观的兵阵,密密麻麻,风雨不透,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版面最醒目的中栏右上处,是毛泽东的题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庆祝光明日报出版”。左侧是朱德的题词,“民主光明”。版面的最左面,从天到地四辟栏的一大块,是胡愈之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有3000多字,要言不烦地提出了四点办报方针,第一是“负责任的态度”,第二是“服务的精神”,第三是“建设的批评”,第四是“忠实的报道”。《光明日报》是新中国第一张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主党派机关报,由民盟副主席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萨空了任秘书长,其办报思路是面向科技文教界、学术理论界、医药卫生界的广大中高级知识分子,以科学、教育、理论、文学、艺术等为主要内容,报道国内外科学教育、文化学术等方面的最新动态。
《光明日报》创办伊始,胡愈之在用人上实行精兵主义,讲究报纸内容要充实,效率要高,出报要尽可能早。老同志们回忆说,胡老总非常重视报纸的时评,常常亲自操刀社论和评论,观点鲜明,鞭辟入里,一语中的。同时凭借着他个人的社会影响,胡老总还吸引和动员了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撰稿,使报纸第一年的版面上就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吐艳的可喜局面。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光明日报》的宣传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指导意见。
毛泽东特别喜欢看《光明日报》的文艺专版和理论专版,甚至还曾具体关注过版面的调整。后来这一点形成传统,以后党和国家的历届领导人都很重视《光明日报》,一个小小的例子是,2005年我写了一篇报道季羡林先生近况的新闻,里面提到季先生马上就将迎来94岁寿诞,文章不长,是发在2版上的,谁知晚上即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看到了,第二天他就去看望了季先生。
可惜的是,由于胡愈之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后,工作太忙,一年后,他辞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这令报社的同志们都很不舍。不过,虽然“胡老总”在报社的实际工作时间仅是短暂的一年,但他为这份报纸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创刊以来到今天,《光明日报》已经走过了69个风雨兼程的不平凡岁月,今天依然是中国知识界的第一大报。
1950年9月,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作题为《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报告。
胡愈之之外的上虞人杰
必须还要提及的是,从俨然端肃的“勅五堂”中,还走出了胡愈之的二弟胡仲持,多年后他亦成为著名翻译家和驰名全国的记者,译有《世界文学史话》《愤怒的葡萄》《森林里的悲喜剧》《月亮下去了》《白痴》《俄罗斯母亲》(合译)。新中国成立后著有《抗美援朝运动史话》《世界大都市》等。另外,胡仲持还颇为留意介绍世界风俗,著有《世界性的风俗谈》《三十二国风土记》。接续下来的胡氏第10代中,还孕育出胡子婴、胡德华、胡鸿基等多位对社会有卓越贡献的各界俊才。整个“勅五堂”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璀璨。
不仅如此,从小小1403平方公里的上虞地区,还走出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名人队列,古往今来,络绎不绝。古代的有哲学鼻祖王充、化学之祖魏伯阳、竹林贤士嵇康、一代名相谢安、山水诗人谢灵运、宋代名宦李光、明清书画大家倪元璐、《四库全书》副总裁梁国治、方志学始祖章学诚、西湖才子徐松……闪耀在现代史中的有科普先驱杜亚泉、教育名流经亨颐、大慈善家和维新人士经元善、国学大师马一浮、散文大家夏丏尊、收藏名家王望霖、建筑学家陈从周、幼教专家陈鹤琴、爱国学者范寿康、茶圣吴觉农、商界巨子经叔平、散文妙手川岛、杂文大家徐懋庸、考古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近等,还有革命志士王一飞、叶天底、何云……至于当代的诸位名人,我们大家就更熟悉了,有全国无人不识的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奥运赤子何振梁、美猴王章宗义、爱乡楷模张杰……
说来,这么多名人迭迭涌出,并非上虞的“运气”好,而是有其深厚根底的——自古以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读书的风气一直极浓,就连最贫苦的人家也都会倾全力支持孩子读书。仅从宋至清的科举考试中,上虞荣登文武进士者有407位,其中还出了8名状元;居然还出过武状元5名,这与我们意识中“文文弱弱”的江南人印象,可真是有如天壤了!
今天,上虞还是一座崇尚科学和教育的城市,从这片美如丝织的霏霏细雨中,已经走出去16位两院院士:中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奠基人竺可桢、著名物理化学家徐光宪、著名水文地质学家陈梦熊、著名化学家徐如人、著名分子生物学家强伯勤、著名通信技术专家周炯槃、著名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家周勤之、著名有机磷化学专家袁承业、著名航空材料专家曹春晓、著名机械装备失效分析预测和预防专家钟群鹏、石化专家王基铭、医学遗传学专家金力、宇宙学专家景益鹏、生物学家陈润生、环境工程专家朱利中。
都说“人杰地灵”,信然!我理解,“人杰”一定是要排在“地灵”前面的。有了杰出人物,才能使地域熠熠生辉。滚滚高天尽管清明澄澈,但有了苏东坡,才能唱出“我欲乘风归去”的豪放;莽莽大地虽然葱郁葳蕤,但有了辛弃疾,才有了“倾城随太守”去观猎的老百姓;哪怕一只飘飘遥遥的小小蝴蝶,也愿飞在春风得意的马蹄旁;即使一座拔地的山岳,也愿投入老杜“一览众山小”的胸襟中……
作为一个外乡人,我个人最最羡慕的,还是上虞的人杰。胡愈之当年上过的春晖学堂,已经走过了110年历程,赢得“北南开,南春晖”的美誉,成为中国现代新教育和新文学的发源地之一,今天已发展为春晖高中、春晖外国语学校,并且已是绍兴地区乃至浙江省最难考入的重点学校之一,谁家的孩子若是考上了春晖,得让乡人夸耀五条街,香飘十里路。呵,一个念头忽然楔进我心里,定定地嵌在心盘上不走了:如果我能重新回到童年,那我一定要到上虞来求学,发奋苦读,争取做一个胡愈之那样的全才型人杰;更要像他那样投身社会,服务人民,推动天地人心的进步!
霏霏雨丝还在悄然地润泽着上虞大地。万物有灵,在这个暮春的时节,神祇们并没有走远,而就在我们的身前身后,尚娱际会,与民同乐。侧耳听,外公的弦板还一直在敲,外婆的曲文亦一直在唱——唱的是什么?哦,原来是那年金庸先生来过后,非常喜欢这方福地,夜来椽笔操斛,留下的《上虞赋》:
上虞名郡,溯自大舜。后妃淑德,娥皇女英。汉有大儒,王充论衡。晋则谢安,东山大隐。曹娥至孝,英台情深。史推实斋,文称丏尊。迄至今世,马竺谢晋。文物大邦,千古扬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