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泐损的“永元石经”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中国社会上流传已久的一种通俗说法，给人以汉武帝以后中国的政治统治思想以及附丽其旁的社会文化便是由儒家一统天下。实际上汉武帝不过是援经义以饰治术，打个斯文的幌子而已，生时死前，都根本没有以儒治国的想法。西汉元、成二帝以后，所谓“儒术”才得到人君的尊崇，而经学主导地位的全面确立以及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度融合，即所谓世道人心，一归于夫子之学，应该是进入东汉时期以后的事情。
清初大儒顾炎武论中国古代社会风俗的变迁，以为“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又云：“盖自春秋之后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及“两汉风俗”条），即谓迄至东汉，儒学始得纯正。
东汉一朝，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书也普遍流行。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的手段，经学的内容和经书的传布，只能靠口授手抄。可以想见，一个老师传授一种文本，抄写一次会出现一次讹变。日久天长，同一种经书，不同的文本之间，免不了会产生很多差异。到了东汉后期，如蔡邕所见：“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世间流传的经书，其文字混乱，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为此，蔡邕奏请正定经书的文字，得到了汉灵帝的允准（《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
于是，在熹平四年三月，一派和煦的春光里，汉灵帝“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后汉书》卷八《灵帝纪》）。——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由蔡邕发起倡议，也是由蔡邕亲笔书写上石。“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也就是说，大家竞相赶到太学门前，观摩石碑上的经文，以核对并校改自己手中经书的文字。东汉京师雒阳城里的住户，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千余两（辆）”车，这些“观视及摹写者”应是来自全国各地。人们都把太学门外的石经，奉为标准的模板。
由于“石经”的镌刻对校定经书文本发挥了良好作用，在这之后，颇有人效法其事，重新刻制这样的石质经书。例如，在曹魏，于正始年间立有所谓“三体石经”（亦以立碑年代称作“正始石经”），唐有“开成石经”，等等。除了这样的文本出自朝廷勘定之外，世人看重“石经”，与其形态稳定，能够坚固耐久，不易像竹帛纸张的写本一样发生变异，也是一项重要原因。这一点，对后世的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
《熹平石经》本来是研究东汉经书和经学最重要的文本，可遗憾的是，在北魏时期，《熹平石经》即遭到严重毁损，被笃信佛教的官员，将其用作石材，以建筑浮图精舍，后来叠经变故，至今已存留无几。近人马衡先生辑录存世零散残存文字的拓片，编成《汉石经集存》一书，世人可藉此略见其仿佛。
比汉灵帝“诏诸儒正《五经文字》”更早，在章帝建初四年，就搞过一次正定《五经》文字异同的活动。这次活动是“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并做出最终裁决（《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又卷七九上《儒林传》上）。值得注意的是，《燕然山铭》的作者班固，参与其事，并奉命撰集其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白虎通义》（《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
班固虽然是以史学著作《汉书》与太史公齐名，并称于世，但身在经学盛世，自然也是首先要以经学安身立命。《后汉书》本传称其“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而当时人乃以“通儒”目之（《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故亦谙熟经书，所以汉章帝才会让他来撰集《白虎通义》。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燕然山铭》中，班固援用了许多经书的语句。由于所处的时代和他在经学传承中的地位，这些语句，对东汉的经书和经学研究，当然会有重要价值。现在通过中国和蒙古两国学者的辛勤考察工作，我们又看到了这个比《熹平石经》要早很多的摩崖石本，就好像发现了一部前所未知的“永元石经”。假若铭文保持完好，真可谓一字千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相关的经学问题。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岁月久远，风吹雨淋，《燕然山铭》刻石的文字，泐损严重，有很多已经模糊不清，特别是其中一些与经文直接相关的重要字词，现在已经很难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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