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抒情相从相生
诗意和故事形影不离
中国传统文学中,抒情与叙事、诗意与故事常常形影不离。
第一,以借景抒情为主、以叙事造势为辅,是诗词曲之韵文文体。其中,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以故事为主线的叙事诗,如《七月》《长恨歌》《圆圆曲》等;另一种以抒情为主,情中带事;还有一种是事隐藏于诗情画意之后,明其事方可体会诗境和真情。
前两种常见,无须举例;第三种较少见,最知名的应算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古人已逝,来者不生,现在的人怎么能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似乎是在说没用的话。至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简单来看就是想天地如此之大而长久,自己如此渺小而短暂,不竟悲从中来。若这样解读,这首诗便不漂亮,或者说没什么太大意思了。
事实上,此诗的关键词是“古人”和“来者”。这两个词隐含着一段诗人以乐毅自居、欲在军中施展抱负却反遭贬罚的悲伤故事,以及古代燕昭王筑黄金台招揽天下贤士的佳话。由此,“古人”和“来者”都是比喻伯乐。自信有乐毅之才的陈子昂,却找不到可识其才的伯乐,不由得怆然涕下。这样一来,叙事与抒情依然相从相生,只是事隐于情之后。
第二,以叙事为主,以造境写意为辅,是散文、小说的非韵文文体。其中,小说虽然主要是叙事的,却常伴有诗词曲赋和诗情画意的场景;唐传则奇倏忽奇变,给人诗情画意的美感,实为以诗思、诗笔叙写小说。
仅就长篇小说来看,我们就不时能看到其中夹杂着诗情画意的场面。在《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山寺夜读”“刘备招亲”一类的场景画面屡见不鲜。在《西游记》《水浒传》中,也常见给人带来闲情逸致之乐趣画面。到了《金瓶梅》,不仅辞赋、小曲、戏曲皆成叙事写人表意的常见手段,就连笑话、酒令乃至人名、楼名、地名也别有意趣。写到精细处,言内意外对照回应,处处藏有深意。
而《红楼梦》叙事如画,愈读愈感诗情画意充盈其内。且不要说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单小说第一回写甄士隐的故事,便可谓一部《红楼梦》的缩影和解读之文眼。一僧一道之《好了歌》,贾雨村中秋吟月之诗,“贾雨村”“甄士隐”的谐音寓意,处处暗藏玄机。
再来看戏曲叙事,更是精心创造诗情画意的场景和心境。有人觉得,中国文学不善于写心理活动。其实,传统戏曲之唱词,似乎专为唱心理活动和写矛盾情感而设,如《窦娥冤》之“刑场”、《拜月亭》之“拜月”、《西厢记》之“惊艳”、《牡丹亭》之“游园”等。
抒情与叙事、诗意与故事形影不离现象的根源,依旧是在汉字里。甲骨文字里的象形符号至少有两大类:一类是表意的物象符号,如山、水、日、月、鱼、马、牛、羊,一般表现静止的意义,多用来造境写意。另一类是事象符号,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一定空间和时间长度的符号。比如“奠”字,上面是一个盛酒的容器,下面是一个有腿的长台子,将一大容器的酒搬放到一个大台子上,为的是祭祀神明或祖先。又如“盥”字,下面一个盛水的器物,上面两只手捧着水洗脸。
一般来说,物象符号多由单一的符号构成,事象符号则由多个物象符号构成。这种事实表明,事象符号是物象符号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更为复杂的产物。物象符号一旦进入事象符号群里,原来静止的属性就会被激活起来,从而具有动态性。由此,物象符号和事象符号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存关系。这种相互依赖性和同生性,正是中国文学中抒情与叙事、写意与故事同生共长的根源。
汉字表意和组词灵活
助中国叙事跳跃穿插
还有个疑问:为何中国叙事不善走线性之逻辑,而常乐于块状跳跃或随意穿插?
中国传统神话,就存在这个明显的特征。记载神话较多的《山海经》,说东山一个神,西山一个神,南山、北山各有一个神,他们或六只眼、两个头,或人首虎身、狮首人身、鸟首人身,却没有系列故事,都是片断式的。
小说同样如此,或以人物为单位组合在一起,或以空间场景为单位组合而成。前者如《水浒传》《儒林外史》,后者如《西游记》《镜花缘》等。空间场景时常跳跃,一会儿山东,一会儿广州,一会儿济南,一会儿四川,看似没啥逻辑。时间叙述大多也是跳跃的,转眼就10年过去了……有学者据此曾讽刺中国小说无结构,前后无主干,组合起来就是长篇,拆开来就是短制。
诗歌也有这种特点,常表现为由若干名词堆砌的句子。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惨惨凄凄戚戚”之类,曲词意象浓密,却结构松散,调换其顺序也不大影响情景的表达。
这种块状跳跃、随意穿插的叙事方式,与汉字有啥关系?关系大了。汉字意与象的一体性,使得汉字具有表意和组词造句的独立性、灵活性。早期汉字,一字一义、一字一词甚至一字一句,有较强的独立性,这是其一。其二,汉字某一字的词性可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其三,汉字无词性变化、前缀、后缀、单复数等,受前后词的牵挂少,在句子中的位置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由度,甚至词与词的位置自由调换也不会影响意义的表达。举个例子,“他淋了一身水——他一身淋了水——水淋了他一身”,传递的信息是不是没啥不同?所以说,中国小说叙事的块状跳跃和穿插,源于汉字语词表意和组词的独立、灵活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