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天下之公器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礼”，涵盖范围极其广泛，司马光强调在国家治理中也要重视“礼”。“礼”文化依赖于人们的自觉践行与维护，而非国家强制执行。对执政者来说，利用传统的“礼”文化来治理国家，是一种方便而有效的方法。“礼治”之要在于以礼仪教化作为思想引导，预防犯罪；“法治”则以刑法作为制约手段，打击犯罪。因而，“礼治”较之“法治”更具优先性。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四援引《汉书·贾谊传》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即指出了礼仪教化的优先原则。

　　司马光认为，东汉王朝在礼仪教化治国方面是最好的楷模。东汉王朝的执政者重视用儒家道德观念教化民众，即使在王朝末年国君昏庸、宦官当权之时，朝中仍有许多骨鲠之臣，民间正气仍未衰减。因而司马光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意即夏商周三代以下风俗最好的王朝，便是东汉。此后的学者如胡三省、顾炎武、王鸣盛等，对东汉士风皆极力赞扬，也说过与司马光类似之言。

　　司马光认为，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尽管百废待兴，也要将“礼治”这个看似不急之需摆在首位。他列举唐初魏征与封德彝争论的事例：当时唐太宗刚即位，与群臣讨论国家治理何者为先，魏征主张先以“教化”，封德彝主张先以“法治”。唐太宗听取了魏征的建议，遂开创了唐代“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之治”的历史实践经验比理论的空谈与争论更具说服力。

　　法者，天下之公器

　　虽然司马光认为“礼治”先于“法治”，但他同时也重视以“法”治国，他说：“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资治通鉴》卷十四)法律的严肃性在于，任何人一旦犯法，都会被治罪，概莫能外。如此，法律才受世人尊重。

　　司马光认为，国家执政者的信用，关乎法律能否被贯彻与执行。他肯定商鞅变法，并强调立法过程中诚信的重要性，“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资治通鉴》卷二)。在司马光看来，立法要强调诚信，若不讲诚信，便无法使民众信服。国家一旦立法，便要严格施行。

　　儒家孔子、孟子等人主张以“礼”治国，并未着意于“法治”。司马光则特别凸显了“法治”的地位，显然与儒家传统有所不同，其思想吸收与融合了法家思想。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

　　作为执政者，最主要的职责有两项：一是制定治国方针与政策，二是选择与任用官吏。在制定政策与方针之后，选用官吏便是当务之急。自古以来，识别与选用贤才，即使对于圣贤来说也是一个难题。故司马光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资治通鉴》卷七十三)

　　选用人才时，应当重其名声，还是重其政绩？司马光说：“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资治通鉴》卷七十三)司马光认为，若以名声作为标准，士人就有可能作弊，制造舆论，以抬高自己的声誉，甚至破坏他人的名声。若以政绩为标准，那么政绩也可能造假。司马光因而提出，执政者必须直接参与到对人才的选拔之中，这就对官吏选拔者提出了要求，他说：“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资治通鉴》卷七十三)这是说选用官吏是国之大事，官吏选拔者自己首先要“至公至明”，一切秉公处理；选拔者不能以人才的亲疏贵贱或自己的喜怒好恶作为标准，而要以人才的实际能力与业绩作为标准。至公至明，是人的内心修为，而功劳政绩，则是人的外在表现。官吏选拔者在考核人才时，必须在自己心上下功夫，方可真正做到“至公至明”。

　　司马光还认为，执政者在选用人才之时，不能只凭自己的直觉来判断，而必须博采众人之意见。众人认为此人是贤才，不妨选上来一用，若其人未能做出业绩，再撤去其职也不迟。若其人业绩不凡，便可进一步提拔他。一旦发现所选之人不称职，便要及时撤换，不能奉行只能上而不能下的原则。纵使以今日的眼光来审视，司马光提出的人才选用原则与标准也颇有见地。

　　王霸无异道

　　“王霸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公案。在“王霸之辨”问题上，司马光提出了与传统儒家不同的观点。传统儒家所说的“王道”是指夏禹、商汤、周文武的“三王之道”，而“霸道”则是指春秋时期五位霸主的治国之道。传统儒家将“王道”与“霸道”解释为两段不同的历史，认为“三王之道”纯任德教，“五霸之道”专尚武力征伐。司马光认为，此观点有违于历史事实，真实的历史是“三王之道”也伴随着武力征伐，“五霸之道”亦讲仁义道德。将这两段历史人为地加以区分并对立起来，并无道理。

　　实际上，“纯任德教”的“王道”政治从未存在过。所谓“王道”，不过是儒者的社会理想而已。孟子将“王道”解释为“以德服人”，将“霸道”解释为“以力服人”，并将二者对立起来，尊王而贱霸，重德而轻力。这一思想影响深远，特别是经历了北宋的孟子“升格”运动之后，其影响更为巨大。

    司马光从真实历史的角度出发，提出“王霸无异道”的观点，他说：“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资治通鉴》卷二十七)

　　儒者不主张“霸道”政策，反对依靠实力征伐别国，其悲悯情怀值得赞许。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一直存在着斗争。如果国家和民族不保，那么个体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会受到威胁。因而，即使仅从保护家国的角度考虑，增强国家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充提出的“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和司马光提出的“王霸无异道”的主张，具有思想启迪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