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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朝真的存在过吗？如果存在，该如何探索夏文化？这些问题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一直广受关注又充满分歧。有学者认为，夏文化探索是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考古学能否重建古史的试金石。
夏文化的探索历程
目前已知的有关夏朝的文献资料和古文字资料，最早见于周代。夏和禹，出现在春秋齐器叔夷钟、春秋秦器秦公簋和秦公钟等数件（组）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其中有秦公簋铭文颂扬秦的先祖“鼏宅禹迹”等。在周代或略晚的文献资料中，也有不少关于禹和夏的记载，其中有的内容与秦公簋铭文等青铜器铭文非常相似。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撰写了《夏本纪》，以大量笔墨记载了禹的事迹，并且列出了夏代17王的传承次序。《夏本纪》也成为后人相信夏朝存在和研究夏朝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
但有关夏、商等早期王朝的文献记载，掺杂着众多传说且历经了数千年的口传手抄，甚至还有人为的篡改。这些文献能否全部被视为信史，历来都有学者提出质疑。进入近代之后，特别是在“古史辨”运动中，史书中有关夏和禹的记载受到更为强烈的质疑。但即使在这样的年代里，学术界对夏代的存在也未彻底否定。不过，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汉学家对夏朝的存在多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夏王朝是否存在？
不过，殷墟发现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卜辞，其中的有关记录已基本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夏本纪》中所记载的夏王世系和一些史事，并非杜撰。20世纪以来，一批中国学者走过了探索夏王朝的艰辛历程。其中，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到豫西调查“夏墟”时发现二里头遗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邹衡提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学者认为，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分歧将会缩小和消失，夏王朝是否存在的探讨也将成为历史。
日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出版了《鼏宅禹迹》一书。他认为，夏文化的探索，不仅受到学术界关心，也是社会大众关注的问题。探索夏文化、重建夏代信史是中国考古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书中，他提出河南龙山文化的煤山类型、王湾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共同组成了完整的狭义夏文化（即夏后氏的文化）。
夏文化的辨认仍存争论
考古学家邹衡曾说，“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即在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同时，因为夏朝同商朝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诸类型的各期段之中。我们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孙庆伟认为，从表面看，以都邑遗址中的王陵、文字等特殊类遗迹遗物为标准来探寻夏文化，是在追求更为坚实可信的科学依据。实际上，考古学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把这类遗迹遗物作为自己的研究主体。因此，在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刻意追求文字一类的证据，实际上是对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不了解和不信任。他认为，可以用翔实的统计数据来辨析出每一处典型遗址的核心器物组合，然后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判断某一类遗存的文化属性。
一些学者也认为，夏王朝是否存在的问题，在目前的条件下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对有争议的夏王朝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表示，在缺失夏王朝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朝的夏的存在还无法得到证明。但他提出，对于二里头遗址“姓夏”还是“姓商”的讨论，属于阐释层面。暂时不知道二里头遗址“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妨碍探讨二里头遗址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表示，在探讨夏代是否存在等问题时，应注意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材料难以整合的情况。在研究有关夏代的文献记载时，也要考虑包括商人和周人在内的后人，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记忆后造成的“叠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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