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论︱战国时期群雄都是何时称王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指出：“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周礼是十分讲究君臣名分的，一般诸侯在国内被尊称为“公”，在外交场合则依据周王室所封的爵位和一些外交传统来称呼。然而东周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春秋之时，楚国率先称王，与周室抗衡；到战国中期，十数年间，群雄竞相称王，天下形势也为之一变。

　　三代楚君的称王疑云

　　《史记·楚世家》记载，在周夷王时代（公元前九世纪上半叶），楚君熊渠就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后来熊渠因畏惧周厉王的攻伐而去掉王号。

　　熊渠三子为王的记录又见于《大戴礼记·帝系》，但是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对此事又有不同说法：“楚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这不禁让人起疑，毕竟“王”和“侯”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且《大戴礼记》未明言熊渠是否称王，《史记》之说不知是否另有所据，所以熊渠是否称王一事暂且存疑。

　　楚公逆钟（现藏山西博物院）表明熊通之前的楚君自称为“公”

　　《史记》认为楚国正式称王是在楚武王熊通时，但是《韩非子》在关于和氏璧的故事中记载了一位楚厉王：“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及厉王薨，武王即位……武王薨，文王即位。”据此，则楚厉王是在楚武王之前。历代史家多根据《史记》所载楚君世系，认为这位楚厉王是蚡冒，但根据清华简《楚居》记录，这几代楚君的正确顺序是若敖——蚡冒——宵敖——楚武王——楚文王，那么《韩非子》中的楚厉王当对应宵敖熊鹿。《史记·楚世家》和清华简《楚居》两种楚君世系材料都是自楚武王之后才开始记载楚君的王号，对熊鹿都称为宵敖。包山楚简有“举祷荆王自熊鹿以就武王”的记载，这是楚国后人祭祀先祖时的称呼，也并没有称熊鹿为厉王。所以，“厉”或许是熊鹿谥号，但“王”之称恐怕不妥。

　　熊通是楚人承认的第一位王，关于他称王的来龙去脉，《史记·楚世家》有详细记载：

　　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前704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

　　从“先公”一词可以推知，在熊通之前，楚国和周王朝的其他诸侯一样，国君都是称“公”的。楚国的祖先是周文王时代的名臣鬻熊，其后人熊绎被周成王封为诸侯。“子男田”说明楚国最初的封地并不大，根据《礼记》，子、男爵位的诸侯只有五十里封地，但楚国通过历代君主努力，到熊通时已经成为南方大国，众“蛮夷”都俯首听命，所以熊通才有底气称王。自此之后，楚君就与周王室在名号上相匹敌了。

　　齐、魏两国称王则源自一场外交阴谋。马陵之战，魏国惨败于齐国，魏军主帅太子申被杀。之后魏国在齐、赵、秦的迭次打击之下损失惨重。魏惠王盛怒之下，曾想倾全国之力攻打齐国为太子申报仇，大臣惠施则劝谏说：“如果您真想报仇，那就应该变服折节去朝拜齐君，这样必然引起楚王震怒。到时候您再派人游说齐、楚，促成两国争斗。让兵精粮足的楚国去进攻强弩之末的齐国，齐国必然惨败。”

　　魏惠王采纳了惠施的建议，全力讨好齐国，甚至表示愿执臣礼朝见齐威王。齐国君臣自然大喜过望，齐相田婴更是积极张罗朝见之事。不过齐国也不乏智士，张丑就向田婴指出，齐国公然接受一个万乘之国的朝拜，这是将齐国的地位置于秦、楚等国之上，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因为并没有万乘之国去朝拜他们。再则“楚王之为人也，好用兵而甚务名”，“为齐患者，必楚也”。田婴却不以为然，在他的主持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朝齐威王于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之南，公元前335年，魏惠王朝齐威王于甄（今山东鄄城北）。

　　出人意料的是，动静已然不小，楚国却无甚反应。于是惠施决定再加一把火——尊齐为王。这一下，舆论哗然。齐国名士匡章质疑惠施：“您的学说主张‘去尊’，现在您却尊齐为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惠施辩解说，齐君四处用兵就是为了“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尊齐为王既满足了齐君的虚荣心，又能让魏、齐停战而减少百姓伤亡，何乐不为？

　　虽然魏国的卑躬屈节让齐国君臣有点飘飘然，但称王之事毕竟大骇物议，齐国君臣底气不足，未敢独自称王，于是“盛情”邀请魏君共同高升。公元前334年，齐威王和魏惠王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市东南），互尊为王，史称“徐州相王”。这也揭开了战国时代诸侯称王的序幕。

　　这回楚威王可坐不住了，在他看来，齐、魏两国君主这一举动是妄自尊大，是对“王”这一尊号的亵渎，更是对已经称王数百年的楚国的挑衅。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举兵伐齐，在徐州这座极具象征意味的城市将齐军打得落花流水，并虏获齐军主将申缚。赵、燕两国也趁机伐齐，齐国陷入窘境。惠施借刀杀人之计最终成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魏惠王在“徐州相王”之前就已称王，主要依据是《战国策·秦策四》“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这句话，但是细品此章全文，不难发现此章是概括叙述二三十年间列国兴衰之势，且人物、事件颇有错乱。魏惠王曾在邯郸之难（前354—前351年）结束后在服饰、车辆、宫室等方面僭用天子礼仪，“乘夏车”当即指此。此章作者应是将魏惠王僭越与称王混淆为一了。

　　“徐州相王”之年（前334年）是魏惠王在位的第三十六年，《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这年魏惠王重新纪元，这种改元显然是支持魏惠王此年称王的最有力证据。

　　秦、韩称王

　　秦自献公、孝公以来，变法强国、励精图治，秦惠文王继位以后，屡破魏军，占领河西（今陕西中北部），臣服义渠。《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初四）“君为王”；次年，秦惠文王重新纪元。

　　秦君称王的当年，韩国也正式称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是年“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魏都大梁，故魏王又称梁王；韩都新郑，故韩王又称郑王。战国时君主常见多字谥号，韩宣王就有三个谥号：宣、惠、威。《古本竹书纪年》前称“威侯”而后称“宣王”，与《史记·秦本纪》“韩亦为王”的记载相符。据此推断，此年（前325）十月，韩宣王去大梁朝见魏惠王，双方互尊为王。

　　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

　　战国中期，合纵和连横两方势力展开激烈斗争，公元前323年，主张连横的秦相张仪与魏、齐、楚三国的执政大臣在齧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会盟。主张合纵的魏国重臣公孙衍也组织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之前魏、韩已经称王，故此年正式称王者是赵、燕、中山三国。

　　五国之中中山实力最弱，之前还一度依附于齐国。中山称王的消息传来，齐威王勃然大怒：“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侔名于我？”他算是深刻理解了当年楚威王的愤怒。怒气难消的齐威王打算“割平邑（今河北南乐西北）以赂燕、赵，出兵以攻中山”。中山国连忙派策士张登游说齐相田婴，说齐国这样做只会将中山国推向燕、赵一边而与齐为敌。齐威王与田婴思之再三，最终“召中山君而许之王”。齐国此举或许只是为了暂时稳住中山，待其孤立无援时再狠狠教训。然而张登技高一筹，在稳住齐国后，张登随即出使燕、赵、魏，对三国君主说“齐羞与中山之为王甚矣，今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是欲用其兵也”，兵锋所指非燕即赵、魏，所以各国不如争取中山，共抗强齐。诸国果然为张登说动，全力支持中山，中山君得以坐实王号。

　　与中山君臣对王号的汲汲以求不同，年轻的赵武灵王在“五国相王”后对国人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于是下令国人称己为“君”。此举并非是赵武灵王无意虚名，而是他想以此激励自己，让赵国成为强国，成为可以号令诸侯的真正王者。当然，外交场合上他还是要自称“赵王”以与诸侯在礼仪上对等。赵武灵王后来是否在国内也称王，已难考知。《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事皆用“王”，但这是出于史官追述，甚至有一句“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这里的“先王”是指赵武灵王之父赵肃侯，而赵肃侯并未称王。另外，赵武灵王禅位给赵惠文王后自称“主父”，“主”原是对诸侯正卿的称呼，如赵简子、赵襄子都曾是晋国正卿，所以赵氏后人称之为“简主”、“襄主”，“主父”之称或含有赵武灵王追绍先人之意，也与王号无关。目前我们能确定的是，文献记载中赵惠文王是自称为王的，出土的“王何立事戈”等青铜器铭文也可佐证。

　　燕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史记》误分燕易王与燕王哙为两人，“五国相王”时的燕君是子哙，出土文物有“燕侯哙戈”，可能制造于他称王之前。燕王哙因为禅位给燕相子之导致燕国内乱，最后身死国灭。同时代的人并不称其为王，如出土的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称其为“燕君子哙”，《孟子》径直称其为“子哙”，可见时人并不承认他的王号。后燕昭王复国，出土的燕国青铜器铭文对其有“燕侯职”和“燕王职”两种称呼；燕昭王之后有一位叫做“戎人”的燕君，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有“燕侯戎人”和“燕王戎人”两种称呼。据此推断，燕国将“王”作为君主的常用称呼可能很晚。

　　余论

　　上述诸国之外，战国时期还有一些国家的君主也称王，如越国在春秋时代就已称王；川蜀地区的巴国紧随群雄之后而称王（《华阳国志·巴志》）；蜀国则更为大胆，“周失纲纪，蜀先称王”，“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华阳国志·蜀志》）。宋国在宋君偃时期最为强大，号称“五千乘之劲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宋君偃称王是在公元前318年，但《史记》所载宋国世系、年代多误，所以对这个时间学界也有很大争议。

　　十数年间，战国群雄相继称王，合纵连横的斗争也全面展开。“尊王攘夷”的口号彻底成为历史，群雄已不满足于“霸业”，而要追求“王业”，欲取周天子而代之。历史的车轮沿着这条轨迹滚滚前进，百年之后，始皇帝建立了他的宏伟“帝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