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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24日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惨案：日本战机在光天化日之下，不顾国际公法，公然连续围攻中国民航飞机。事件经过如下：
这天早晨8时4分，中国航空公司一架执行港渝航线飞行任务的民航飞机第三十二号——桂林号客机准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升空，飞往重庆。桂林号客机采用的是一种双引擎螺旋桨飞机——道格拉斯DC-3，为DC-2的改良版。DC-3翼宽28.96米、机长19.65米、机高5.17米、空机重量7.65吨、最大起飞重量11.4吨。DC-3能载客30人，只需在中途加一次油便能横越美国东西岸，再加上首次于飞机上出现的空中厨房，及能在机舱设置床位，为商业飞行带来了革命性突破。DC-3是20世纪30年代航空业激烈竞争的产物。性能比前代的飞机更稳定，运作成本更低。于1935年12月17日首飞，1936年8月8日正式投入运营，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正式将其命名为DC-3。中国航空公司是中美合资经营的，1930年7月由交通部与美商飞运公司签订合同，首开沪蓉（成都）、沪粤（广州）、沪平（北平）三条航线。1936年开通从广州至越南河内的中国第一条国际航线。
中国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DC-3双引擎螺旋桨飞机
桂林号晴空遇袭
8月24日这天天空晴朗少云，极其适合飞行。飞机准备经广西梧州转飞四川重庆。经过35分钟飞行，客机已飞临距香港65英里的珠江口上空，机上乘客还未来得及欣赏蓝天下的美景，突然间就遭遇了5架日本驱逐机。日机迅速占据高空有利位置，开始向桂林号疯狂扫射。情急之下，桂林号机长，美国人活士拼命拉起机头，试图寻找上方的云层掩护，无奈云层稀薄难以隐身。此时，日本战机已经追及，更是步步紧逼，穷追猛打，密集扫射，必欲置桂林号于死地。所幸桂林号仗着其优良性能，仅机翼部分中弹。但机长感到形势十分危急，别无选择，唯一的逃生机会，只有将飞机降落地面。他看到下面为一片稻田，周围有水堤，随即将飞机紧急而安全地迫降在了附近（广东省中山县张家边）的一条小河上，这里距岸边仅仅不足50米。到此时为止，机上所有乘员包括4名机组人员和乘客13人，均安然无恙，无一受伤者。
不料桂林号刚刚安然降落，机上的人们还没来得及庆祝，更大的灾难便接踵而至。日机紧跟着下降，先是投下炸弹数枚，企图将飞机炸毁，但距离目标甚远，未能命中。接着又再次一齐对桂林号进行连续扫射。“轮回凡二三十次之多，企欲将全机搭客杀害，以致机中十余人同遭毒手。”事后机长活士发表书面报告称：“不料余机甫降于小河中，日机又跟随降下，齐开枪向余机中各人扫射……时水流湍急，余泅于水中，被急流冲击至下游颇远。余抵岸上时，气力已疲……无何，抵一华军防戍营地。……被引至数里远之中山县。该县县长张慧长……对余极力款待，並用车载余往澳门，抵澳门时，已下午三时矣。”（《工商晚报》1938年8月25日）
8月25日下午，《中央日报》记者在赴澳门转中山县调查桂林号事件后，又于当晚10时返回澳门，並专门前往山顶医院（为当地国家医院），采访此次事件幸存者之一的乘客楼兆念。时楼颈缠绷带，精神极佳，谈锋颇键。他谈起遇难经过：
8月24日早晨八时三十分，我们所乘的桂林号飞机，起落不定，有十分钟之久，乘客正惊异间，枪声继起，弹穿机身，擦过我的颈部，鲜血直淌。当时我仍然相当镇静，迅速用手巾扎住颈部伤口。我向四面张望，发觉座椅上也被击穿一孔。随即，又听到局局的枪声，我座位旁边的王梁甫（文龙）手部也中枪。当时全体乘客，知有变故，都卧倒在座位边。但始终没有听到机长的相关通告，因此也不明白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不久，只听到啪的一声，机身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震荡。当时我们本想马上推开机门，但为“遵守规条，临难不苟，仍听候机长命令”，然而等了十数分钟，仍未听到任何消息，我这才奋力推开机门，看到飞机已经降落水面。此时，江水立即从舱门口涌进，容不得半点犹豫，我立即蹿入水中，并顺手携带一个椅垫，当作临时救生浮具。同时高呼大家都这样准备。这时河水水流湍急，就是比较熟悉水性的我，已经感到“难于挣扎”。我游离飞机愈远，见到机身愈侧倒。此时副机长也已逃出，看来他并不擅长游泳。他在我身后向我求援。于是我带上他，两人共同用一椅垫，但由于椅垫浮力太少，两人一度沉入水中。我随即放弃椅垫，采用仰泳状，任水漂流，许久方抵达岸边。这时有一舢板经过，我便高呼求援，始获脱险。却不知副机长的下落，后来才得知他已遇难……十分凑巧的是，在船上我见到了同被救起的无线电员，他能游泳，故亦幸免。此时我因为流血过多，十分虚弱。到石歧后，承蒙当局将我送到澳门疗治。……（1938年8月27日《申报》第四版）
桂林号飞机遇难者追悼大会
打捞残骸哀悼死者
上述3人虽然侥幸逃离虎口，但桂林号飞机上大部分乘客还是不幸罹难。8月26日下午，中国航空公司宣布已获得慎昌洋行协助，答应由广州方面派出打捞船携带专业器具，前往失事地点进行打捞。此前，中航公司已请蛙人（潜水员）潜入失事飞机机舱内寻找並打捞遇难者和邮件等物。8月25日，打捞出第一具遇难者遗体。此后，又派出技术人员及民工数百人，动用汽船二艘、民船三艘，对桂林号飞机进行打捞，该机身和机尾部分均已露出水面。此时已经可以看到机身上面的累累弹孔。26日下午二时在机舱内又打捞出一具女尸，人们一眼便可看出是一位孕妇。同时被从机舱内打捞出的还有许恩源夫人、杨锡远夫人及刘崇铨。截至26日下午，其余8位遇难者的遗体也都被打捞出来。
至此，已经全部打捞出14具遇难者遗体。
“乘桂林号赴渝者，共19人。计机长活士、副机长卢寿年（实为刘崇佺）、无线电生罗昭明、及侍役（乘务员）武庆华共4人，乘客15人。……乘客中原本有立法院院长孙科及其随员4人（此5人临时改变行程，没有登机，另补二人。）、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斤辛（新六）、交通银行董事长胡大文（笔江）、柏林大学中文讲师陆懿博士、聚兴诚银行董事长杨某之子杨锡远及其夫人萨根容、徐恩原夫人、熊光叔（孕妇）、李德邻、李家荪、王梁甫、钱亨利、陈健飞及最近由欧返国之侨胞楼兆念、……”
（《工商晚报》1938年8月25日）
此次空难除机长、机组无线电员及乘客楼兆念三人脱险外，遇难者中除14名机组人员和乘客外，还包括两名当时正在事发现场进行救援的当地农民。在打捞现场，除参与打捞的员工外，还有中央信托局经理凌宪扬、外籍工程师、中山县县长张惠长以及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军官等人。其中凌宪扬一直守候至最后一箱文件打捞出水面。至29日已将桂林号飞机打捞出水面，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仅是桂林号飞机机身，乃至飞机机翼甚至机身内的油箱均是布满弹痕，其状惨不忍睹。根据中航公司随后发布的现场勘验报告称：在16具遇难者遗体中，“被枪伤者九具。”其中杨锡远夫人头部后枕枪伤，徐恩原夫人头部左额角枪伤，王梁甫左手腕中枪伤、陆懿鼻部中枪、刘崇铨鼻部、左手枪伤，胡笔江头部左额枪伤及右脚五指被击去……另有两位不知姓名的遇难者系当地农民，看到险情，奋不顾身，前往施救，均遭毒手，一个头部中枪，另一个肩部中枪，不幸遇难。（1938年9月3日《申报》第四版）
遇难者遗体很快于27日移送至中山县大校场，暂时分别被殓入16具桐木棺中。28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分别殡殓。原准备于29日晨运送至香港，后来，被分批运送。其中6具灵柩最先于29日下午六时，由金山轮从澳门运送至香港。中航公司已于29日专门派两名职员前往澳门，料理灵柩运港事宜。而胡笔江、徐新六的灵柩则于30日早晨7时从澳门由瑞泰轮运送至香港。
得知该噩耗，时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委员长蒋介石于8月27日发送唁电给徐新六、胡笔江二人家属：“香港：徐新六、胡笔江二先生家属礼鉴：徐、胡两先生金融硕彦，劳绩卓然。此次因公赴渝，遭寇机所击，为国牺牲，贤才遽殒，感悼曷极。尚望勉节哀思，继志□仇，以慰英灵。特电致唁。中正感。”
对此，美国政府亦向日本提出抗议，美国驻日大使接到国务卿训令，于26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对日机击落中航机的抗议书。抗议书称：该民用机载有美国公民一人，及其他非战斗人员若干人，日机加以危害，本国极为不满。该机既有显明标识，且为有定时之商业航线，日方实能诿为误会。该抗议书更谓，此次事件，已引起美国人民之公愤。（1938年8月27日《申报》）
为了缅怀死难者，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国民政府于1938年9月10日下午3时，假借香港孔圣堂，举行公祭仪式，沉痛追悼胡笔江和徐新六。全国金融界、银行界也分别举行追悼会，追悼胡笔江、徐新六暨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梁甫，以志哀思。9月17日，由香港各界出面筹备，假座加路连山孔圣堂，又举行了桂林号飞机殉难同胞联合追悼大会。
桂林号遭袭谜团
人们不禁要问，日军战斗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袭击中国民航飞机，必欲致其死地，究竟意欲何为？
《申报》1938年8月20日第四版曾以《立法院院长孙科返国昨抵港，此行遍访各国，收获甚丰，留港二日便赴汉报告》为标题。报道了孙科自当年“一月间赴欧，分访英、法、苏、比、荷、瑞各国朝野，星轺所至，备受欢迎。……18日下午，行抵暹罗。翌晨5时，换坐帝（指英国）航机抵港。”
香港《士蔑西报》则认为：“惟此次之中航机，固无误认之可能也。中航公司本为中美合资创立。”日机此举，确系预谋杀害乘坐中立国（美国）投资的民航机内的非战斗员。日机空军甚至明悉何人搭乘该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害中国的金融巨子，尤其是被认为刚刚经过谈判成功争取苏联援助的孙中山哲嗣孙科。因孙氏在事发之前，曾向中航公司定票。日本方面在事前，应该已探悉孙科的行踪，此点尤其值得注意。只是直到最后一分钟，孙科突改乘欧亚机飞赴汉口，但日本当局进行袭击的命令，已经发出，“中航机之命运，已经注定矣！此五人之得逃生，非刽子手之意料所及也。”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得孙科一行得以逃过一劫呢？随着岁月流逝，最终答案也逐渐显露。这里涉及到一位神秘人物──池步洲，当时他在中央调查统计局总务组机密二股，负责侦收日军密电码，并进行破译。池步洲是当时中统局机关内唯一的留日学生，工作时年仅30岁，经验尚无。但是他通过统计发现收到的日军密电，基本是英文字母、数字、日文的混合体，字符与字符紧密连接，多为（MY、HL、GI……）。他作了进一步统计，发现这样的英文双字组正好有十组，极可能代表着0-9的10个数字。根据这一发现，池步洲做了一个大胆猜想：将这十组假设的数字代码使用频率最高的MY定为“1”，把频率最低的GI定为“9”。另外，日军密电中的数字，很可能表示的是当时交战军队的部队番号和兵员数目等数字。于是他又到部队进行了核对，由此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突破口……
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中山独子孙科要从香港返回重庆，日方认为这是一个剪灭国民政府要员的绝佳机会，遂密令日机中途拦截。密电被池破译，立即通知孙科。已到达机场的孙科，悄然返回。后来，此桂林号飞机果然在中途被日机击落。而机上的其他乘客和两名机组成员，则没有如此幸运，全部牺牲。
这一密码的成功破译，大大提振了中统局破译日军密码的信心，同时也奠定了池步洲破译日军密码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当然，这仅仅是他牛刀小试。三年后的1941年，才是他显山露水、一鸣惊人之时。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破译了截获的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
1.立即烧毁一切机密文件；2.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3.帝国政府决定采取断然行动。
由于他平时刻苦钻研，除了练就过硬的基本功外，还掌握了密码中的许多隐语，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顺藤摸瓜，他最终破译出这是“东风，雨”（即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此前译出日本搜集到有关美国檀香山海军基地的情报，池步洲作了两点估计：一、开战时间在星期天；二、地点在檀香山珍珠港海军基地。当这个消息呈递给蒋介石以后，蒋十分震惊，立刻向美国方面通报。但由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的高涨，罗斯福并未重视中国传来的情报。4天后，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发生。
如果说美国政府对破译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密码还持怀疑态度的话，那么此后池步洲破译有关山本五十六行踪的密电，则引起了美军的高度重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在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向东南亚进军，攻占英、法在东南亚的属地，控制了马六甲海峡。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及其随从分乘两架专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出巡太平洋战争前线，鼓舞日军士气。当时，池步洲得到两份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日程的电报。一份用日本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用LA码（池步洲破译的密电码，通常以LA开头，习惯上称之为LA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破译的，是后一份密电。他迅速将破译到的情报，向蒋介石汇报，蒋立即通报美方。美军迅速派出16架战斗机前去袭击，全歼敌机。第二天，日本搜索队在原始森林里找到坠机残骸，山本五十六手握“月山”军刀，横倒在残骸旁边。
池步洲其人
抗战期间，池步洲为中方破译了大量日本密电，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但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美国和国民党政府都未公开他在抗战中的贡献。池步洲1908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小时候家境贫困，直到10岁时，由他五哥和五嫂资助，才得以上学。但他用3年时间完成了全部小学课程，之后考入福州英华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顺利读完中学之后，1927年池步洲前往日本，先是在东京大学机电专业学习。毕业后（1934年春），又在早稻田大学工学部学习。在这期间，池步洲遇到了他一生的伴侣日本姑娘白滨英子。
池步洲
在池步洲与白滨英子结婚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正式开始。他毅然决定回国抗日，1937年于7月25日，池步洲携妻及三个子女自日本东京赴神户，再搭乘轮船返回了中国上海。池回国后，投奔南京国民政府。可到了南京举目无亲，认识的许多留日同学一个也没找到，所幸国民党政府设有华侨招待所，对留日学生归国抗日者，免费供应食宿，池步洲一家五口才得以栖身。正在此时，比池早半年回国的留日同学陈固亭也住在华侨招待所，陈时为陕西省政府社会处处长。同学相见，倍感亲切，畅谈数日，各抒抱负，均以国难当头参加抗日为己任。陈固亭告诉池步洲：中央（指国民党）特别需要留日同学研译日本密电码，委员长(指蒋介石)说了，谁能译出日本密电码，等于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池步洲有意一试。于是经过陈固亭的介绍，池步洲进入中央调查统计局……
抗战结束后，池步洲反对内战，不愿继续从事密电码研译工作，转到上海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从事金融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他自问一生清白，拒绝撤退台湾。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池步洲不愿意参加国共内战，一度带着妻儿回到家乡福建省闽清县。建国后，他拒绝前往台湾，继续留在了上海。
晚年，池步洲陪伴妻子回到日本，过着平淡恬静的生活。2003年2月4日，他在日本神户逝世，享年96岁。逝世后，他的骨灰被带回中国。2003年抗日战争胜利58周年之际，福建省闽清县在台山公园为池步州立碑，以此纪念这位抗日功臣、破译密电专家。除了在破译日本密码方面的卓越贡献外，他还留下了代表作品《日本遣唐使简史》《日本华侨经济史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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