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痴迷围棋，辽代围棋已经相当普及！

　1974年5月，我省著名考古学家冯永谦参与发掘法库叶茂台圣迹山辽代北府宰相萧义及其家族墓，在7号墓中发现一幅以围棋为题材的绢画，题为《山弈候约图》（又名《深山会棋图》）。画面上山峰陡起，云烟升腾，山中二人对弈而坐。山下溪水潺潺，溪畔有一高士缘山路策杖而行，后随二童子，三人似乎是要进山赶赴棋约。山上山下，两组人物相互呼应，因此题为“候约图”或“会棋图”，反映了当时辽代百姓对围棋的热爱。

　　在辽墓壁画中也发现了与围棋有关的题材。2001年8月，考古人员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关山辽墓群对1号辽墓实施抢救性发掘时，在墓门右侧的甬道上发现一幅高约3.5米、宽3米的围棋壁画《对弈图》。画面上一棵高大的松树枝繁叶茂，松树下芳草如茵，两个契丹装束的男子隔棋盘席地而坐，旁立一人倒背双手俯首屈身作观棋状。

　　1993年3月，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7号辽墓的甬道木门门额上发现一幅围棋壁画，名曰《三老者对弈图》。画面中间一人身穿宽大袍服，戴着幞头，左侧为束髻老者，右侧为僧人模样。三人中间是棋盘，盘上的线条采用写意手法模糊不清。

　　以绘画形式表现围棋活动，表明辽代围棋的文化氛围已经相当浓厚。

　　据南宋叶隆礼《契丹国志》记载：“辽人……夏月以布易毡帐，藉草围棋，双陆或深涧洗鹰。”冯永谦解释说：“这是契丹人自觉接受包括围棋在内的汉族先进文明的最早记载。‘藉草围棋’就是说契丹人或是坐在草垫上下围棋，或是在草原上随处将野草划拉倒后，就能席地而弈。由此可见辽国的围棋之盛。所以经过1100多年后，今天我们还能在辽墓的壁画和绢画作品中见到契丹人席地而坐弈棋的画面。”

　　契丹人已经使用19路棋盘，品位高

　　据冯永谦介绍，辽墓中还出土许多玛瑙做的围棋子，而且这些玛瑙围棋子表明，契丹人已经跟宋朝一样使用的是19路棋盘。

　　1968年，朝阳市纺织厂院内施工时发现一座辽墓，墓主人为辽代人常遵化。墓中出土装在陶罐内的玛瑙围棋一副，黑白子各186粒，系采用灰白色玛瑙和黑色料石磨制而成，这些棋子直径1.6厘米、厚0.8厘米，两面微凸，在磨制加工基础上采用了抛光技术处理，虽然年代久远，但这副围棋保存非常完好，棋子表面光滑明洁，子粒均匀，色彩鲜明，在目前国内发现的古代围棋中，品相之好令人惊叹，可谓是表现辽代社会生活的精品。

　　无独有偶，阜新地区也曾出土过一套玛瑙围棋子。1993年9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知足山乡罗匠沟村农民秦某、马某发现山洪冲出的一座辽墓，遂私自盗掘。墓中除其他文物外，有一副保存完整的玛瑙围棋，黑子白子各180枚分别盛于腐烂的陶盒内。县文物部门和公安局闻讯后曾认真追查，可惜只收缴了5枚棋子，余皆被盗墓者盗卖。

　　冯永谦说，从朝阳市、阜新市分别出土的372枚和360枚玛瑙围棋子来看，辽国统治地区已经普遍通用19路棋局。就是说，辽代围棋制式和北宋统治的中原地区是一样的。同时可以看出，棋具精美考究，辽代围棋爱好者相当重视围棋文化，具有较高的围棋品位。

　　辽代围棋已经相当普及

　　除了玛瑙围棋子之外，还发现有用普通石子打磨的围棋子。这说明围棋在辽代普通百姓生活中已经相当普及。

　　“存世辽代围棋子最多的还是陶瓷制成品，主要存在于窑址中和田野里。”冯永谦指出，来自窑址的主要是“五京七窑”，其中辽阳冮官屯窑居多。这些棋子大多为素陶，个别有印花纹饰或半釉、点釉等。

　　来自田野中的陶瓷围棋子主要是一些古玩商人早年收自乡间，农民种地或是挖渠得到零散棋子，转手给古玩商人，日积月累，积少成多。

　　冯永谦指出，不管是辽墓中还是窑址、田野里，从西起河北省的张家口，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敖汉旗、奈曼旗，再到辽宁省的朝阳、阜新和沈阳地区，在这样广大的空间里不断发现大量围棋子的现象，说明辽代围棋已经普及到契丹人统治的绝大多数地区。

　　民族融合促进辽代围棋发展

　　冯永谦指出，契丹民族积极吸取中原文化，随着大量中原汉族儒士涌入辽地，围棋这种发源于中原汉文明的益智游戏，也逐渐在契丹人统治的地区传播开来，成为一项上至宫廷官府，下至市井民间雅俗共赏的娱乐项目，深受契丹人喜爱。在围棋的普及与发展上，契丹与北宋相比毫不逊色。《辽史》记载，契丹人的主要娱乐活动有射柳、双陆（掷骰子博戏）、马球、叶格戏（玩纸牌）、围棋。而围棋和双陆棋是契丹人最喜欢的游戏，连辽代皇帝捺钵出行时也常常“藉草围棋”，贵族臣僚亦以此为乐。

　　围棋界公认的中国历史十大围棋美女高手，第二位就是辽代的妙观。妙观是历史上第一位美女围棋教师。中国明代著名文学家凌濛初所著的《二刻拍案惊奇》里介绍妙观：“辽国围棋第一称国手乃是一个女子，名为妙观，有亲王保举，受过朝廷册封为女棋童，设个棋肆，教授门徒……”后来这位围棋美女嫁给了北宋的围棋天才周国能。妙观的故事为辽代围棋并不逊色于中原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且体现出辽代围棋已经有相当浓厚的文化氛围以及契丹人对围棋文化的重视。

　　冯永谦说：“辽代中后期，契丹人的文化习俗与中原越来越近，擅长弯弓走马、狩猎游乐的契丹人在围棋上的实力与发展也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这些发现，在我国围棋发展史的链条中填补了重要环节，令人兴奋。”

　　辽代围棋的发展贯穿了从立国到亡国的全过程。这表明辽代围棋普及和发展的时间跨度很大，且具有持续性、绵延性的特点。

　　严格的书禁致使辽代围棋无记载

　　令人奇怪的是，契丹人如此痴迷围棋，在史料中却很少记载。冯永谦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在辽代实行严格的书禁政策，辽代统治者不允许任何书籍传入中原，擅自向汉人传递契丹文字书籍者将被问斩。这在沈括《梦溪笔谈》里就有“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的记载。

　　同时，金灭辽后，长期遭受契丹人残酷压迫的女真人实施了毁灭性报复，于是辽代围棋的文字记载几乎一片空白。

　　“我们今天仍然能看到这些围棋文物实属不易，值得庆幸。”冯永谦说，“这些文物都是在历经浩劫之后存留下来的。对比同时期的北宋，迄今为止仅仅出土过两件围棋文物：一是2009年5月，在安徽合肥北宋墓中出土用高岭土制作的280多枚瓷围棋子；二是2009年3月3日，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市区中心的人民广场二期工地发现一口宋代古井，井里出土北宋时代的白色围棋子35枚。相比于辽代围棋的出土文物来说，少之又少。”

　　因此，契丹王朝消失之后，关于它的一切也随着历史的远去被尘封起来。如今，只有这些埋入地下近千年的围棋文物，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者和诉说者，向我们默默讲述契丹人擅长围棋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