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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期，有一支“黄老学派”，因其尊黄帝和老子为思想源头，故此得名。其学说在从汉高祖刘邦到文帝、景帝这段时期真正被发扬光大，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之学才开始淡出官方主流思想。西汉初期，当黄老之术落实在国家政治层面时，给人们的印象通常就是两个字——“无为”。那么，文景之治的“无为”究竟是何种治国方略？“无为”的施行需要哪些社会条件？
秦制与“黄老之学”并无本质区别
“黄老之学”中的“老”是指老子，取的是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而“黄”则是指黄帝，也就是指法治——相传在上古时期，黄帝为华夏各部族立下了统一的规则，用以仲裁部族间的矛盾，避免华夏族内部因为武力冲突而产生内耗。所谓“黄帝四面”，一种解释就是黄帝向四方派出人员，以协调矛盾、治理天下。因此，在战国时代，黄帝被视为法治的发端。
“黄老之学”的本意并非是要求国家无所作为，而是指：国家在颁布法律之后，在内政方面就按照既有的规则来运转，尽可能避免再做行政干预。
其实自商鞅变法之后，秦的治国逻辑与汉初所推崇的“黄老之学”并无本质区别。按照秦国的政府机构设置，即使行政机构瘫痪了，只要作为司法机构的廷尉府还在运转，那么社会依然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正常运转。
简单来说，在战国时代，秦国上层对国家的一切管理，几乎都是通过“赏”、“罚”两个动作来实现的。
“赏”指的是“以功得爵”制度。战国时期，一个人的爵位直接关系到他的社会地位、财富上限以及生活品质。在秦国，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在法律上都有获得爵位的资格，而得爵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立功。秦的受爵制度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打仗、农耕、做工、从政……任何国家想让你去做的领域，只要你做得足够好，都可以获得爵位。而为了保证社会活力能够持续，秦的爵位是不能世袭的，即便是贵族子弟，也只能通过立功才可以获得爵位。
“罚”指的是《秦律》中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惩治规定，它们构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道道红线，红线以内就是人们的自由活动空间。值得一提的，相对于摧残肉体，《秦律》更多是通过经济惩罚来处置一般性质的违法活动。
一赏一罚之下，秦的国家意图也就成了老百姓的主动行为。从商鞅变法算起，秦法在六代国君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保证了秦的强大，并最终使得秦一统华夏。
“无为”实则大有为
汉朝政治制度事实上就是秦朝制度的复制、改进版本，是为“汉承秦制”。汉朝官方之所以在宣传上强调“黄老之学”、“无为而治”，除了技术上的区别之外，恐怕也有“政治正确”的考虑——需要和前朝加以区分。相对于秦制，汉制最大的改变在于更加“务实”。一方面，《汉律》对比《秦律》其实要更加严苛；而另一方面，面对现实，中央政府做出了大量妥协。
西汉的国家体制可以算是“一国两制”：函谷关以西，延续秦朝的郡县制，是中央政府的自留地；函谷关以东，则恢复了周代的封国制，最初的封王们拥有封地官员的任免权、收税权甚至自己的武装力量。
但是中央政府从未停止过削弱封王的权力，虽然说中间出了“七国之乱”，逼着汉景帝不得已杀了晁错，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倒加速了中央政府削藩的步伐。经过数次削藩，函谷关以东封国，在行政级别上降到了郡一级，面积也大为减少。封国内官员的任免权、司法权和商业税等权力，也逐一被中央政府收回。
到了汉文帝时期，距离汉朝开国已有数十年，当初跟随汉高祖的元老大臣，因为年龄的关系，影响力开始逐渐减弱。于是汉文帝抓住这个时间窗口，软硬兼施，把老一代勋贵纷纷迁出长安，这样就摆脱了元老大臣的掣肘。
在经济层面，汉帝国在立国初期没有像秦朝那样，大量上马大型基建工程，而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降低了税率。汉高祖刘邦时期，农业税的税率是“十五取一”，文景两代皇帝时，进一步降到了“三十取一”，这也是中国古代税率最低的时期。在汉文帝时代，又进一步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使得商品跨地区运输不再需要的政府批文。
低税率政策使百姓收益，但最大的获利者还是地方上的豪强，这些富人迅速积累起大量财富，开始疯狂兼并土地，甚至私自铸钱。文景两代对于豪强的打压其实也从未中断过，虽然不能彻底扭转局势，但也缓解了社会过度两级分化的问题。这一松一紧两手政策，最终使得汉帝国的中产阶层，也就是“良家子”得以壮大。在后来汉武帝北逐匈奴的战争中，汉军的主力正是来自这一阶层。
在社会阶层问题上，汉制在延续了秦朝的平民受爵制度，但让爵位制度从不得世袭变成可以降级世袭（比如父辈是侯爵，到子辈就是伯爵，到孙辈便是子爵），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也被重新划分。如此一来，汉朝的“阶层固化”问题虽然比秦朝严重，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固化的确使其社会稳定性高于统一之后的秦朝。
此外，汉初的几代皇帝对自身需求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刘邦修建了未央宫和长乐宫以后，文景两代对位于长安的首都圈基本再无改动。尤其是汉文帝，宫室、仪仗、车辆几乎都继承自上一代。
综上所述，汉初几代皇帝发“无为”并不等于“不为”，相反，数十年的看似“无为”实则大有为，最终造就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守十方可得之六七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是“汉承秦制”，为什么汉朝延续了400余年，而秦朝却二世而亡呢？
从权力层级来看，秦国家权力一直延伸到乡村一级，这一制度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但随着疆域的扩大，秦制的运行成本急剧上升，在农业时代，要在340万平方公里（秦朝的国土面积）且地形多种多样的土地上延续如此严密的管理体系，其“投入产出比”必然是非常低下的。这也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社会阶层来看，秦人最大限度的追求“扁平化”。除了前述的爵位无世袭之外，秦的社会构成不存在“士、农、工、商”这样的等级区分，君王和官员以外的其他国民统称为“黔首”。而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六国贵族的利益在新的体制下变得难以为继，这是比灭国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此外，扁平化的社会阶层划分，以及以功受爵制度所表现出的社会活力，在和平时期就显得过于“炽烈”了。这也成了导致秦朝灭亡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位于陕西临潼的西入口的秦统一雕塑群视觉中国资料
汉帝国建立之前，大秦帝国用了十四年时间打击地方豪强，兴建遍布全国的弛道以及水利设施，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的长城重新维修整合，还把各地大族、富户大部分迁到“关中首都圈”，让这里的经济总量能对其他地区形成绝对优势。如此一番功夫，一个统一国家的基本硬件已经完全建成。但与此同时，秦王朝与既得利益阶层的矛盾彻底爆发，这是秦朝灭亡的直接诱因。
相比之下，汉朝的政策看似“无为”，但其实也一直在变，其政策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原因有三：首先，秦的教训让汉初几代帝王都认识到，压制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为之，但如果引发高烈度的冲突，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所以，在维系基本盘稳固的前提下，汉朝对贵族集团做出了大量妥协，以缓和前朝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豪强间的矛盾。
其次，秦朝十四年的基础建设以及对贵族阶层的高压政策，已经固化了大一统的基本格局，汉帝国则充分接受了这一来自前朝的“馈赠”。
再次，无论汉初如何内忧外患，但国家面临的环境终归没有战国时期中原诸侯国那么严酷，天下一统，自然不会再有诸侯国之间的征伐，而帝国庞大的体量，也可以让国家有余力消化来自北方匈奴的袭扰。内外压力都不大，就给政策推进在时间上留出了足够的余量，无需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如此一来，改革的过程就被分解得非常细碎，相应的也就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可以说，是时间稀释掉了改革的阻力。
需要指出的是，汉初几代帝王在政策上的延续性，是汉帝国这种渐变式改革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某种程度上说，秦汉应当被视作是一体，中国的大一统始于秦，成于汉。在汉帝国以“进三退二”的模式（秦进三，汉初退二），最终完成了前朝想做但未做成的事情。
从古至今，围绕利益划分所做的改革，所遵循的大多都是“守十方可得之六七”的规律。任何人在利益受损后都必然会反弹，多数改革最终也都会有所回调。今天做到了十，后面才有“进三退二”的空间，最后剩下的“六、七分”才是最终成果。说到底，改革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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