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在持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选拔中,哪个省份容易出状元吗?告诉你是江西。
根据《江西省人物志》等书统计,江西历代有姓名可查的状元就达到56人(其中武状元7人),榜眼45人,探花40人,进士1万余人。整个明代产生了90名状元(不包括武状元),江西就有19名。
此外,江西省吉水县还出现过“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的人文盛况。
自古以来就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江西读书风气极盛,科举考试选拔出了欧阳修、文天祥等一大批江南才俊。
那么,江西都有哪些有名的状元呢?一起来看一下:
1.最早的状元——卢肇
据媒体公开报道,江西史学界一贯认为,该省最早的状元是晚唐时期直属宜春郡的卢肇。
位于江西省分宜县杨桥镇偏东北面10余里的观光村,就是卢肇的出生地。村首一座古桥,长满了老藤,桥身上刻有状元桥三字,当地乡志记载,当年状元卢肇曾经过此桥。
卢肇中状元的过程是一幅世态冷暖图。
会昌二年(公元846年),卢肇与另一位富家子弟出身的举人黄颇一同进京应试,然而袁州刺史在长亭设宴单为黄颇一人饯行,对家境贫寒的卢肇视而不见。卢肇虽很生气,但也只好绕亭前行十多里等待黄颇。
等卢肇高中后,刺史一改昔日之嘴脸,前往十里长亭恭候迎接,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卢肇禁不住触景生情,赋诗道:“向道是龙君不信,国人夺得锦标归。”刺史大人当场听后羞愧自责。
2.最年轻的状元——汪应辰
江西最年轻的状元是汪应辰,才17岁就夺得状元。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汪应辰被钦点为状元,完成连中三元。那一年,他才17岁,这不仅在江西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堪称最年轻的状元郎,但他的诗词却异常老练,宋高宗见他的对词,以为是老成之士,直至见面才知是少年,随即赐以御诗,并更名为应辰。
春风得意也是情理之中,汪应辰彼时可谓满腔抱负。中状元后,初任镇东军签判,20岁时召为秘书省正字。第二年,秦桧重登相位,并主张与金和议。血气方刚的汪应辰上书主张抗金,力言因循无备、上下相蒙、不明敌势的危险性,就此与秦桧结怨,于是被贬。
3.最不幸的状元——马适
马适为江西湖口人。据传,马适老家当地曾有讖语:“沙州圆,出状元”。等到沙州圆的时候,也就是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马适也恰巧得中状元。
马适少年时候,聪明好学,孝敬父母。中状元以后,朝廷还未来得及给他授官,他就得到母亲病逝的消息,匆匆赶回来家处理丧事。母亲入殓后,马适因悲痛过度,不治而亡。因为他的不幸,这位状元在历史上未能有太多的作为,所以有关的史料寥寥无几。
4.最幸运的状元——彭时
彭时为江西安福县人,历史上他是位为官正派、秉公办事、敢于直言的首辅高官,而他的经历却不得不说是状元当中十分幸运的。
彭时高中状元已是天下读书人当中属好运的了,然而更好的运气一直在笼罩着他。明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事变,明英宗当了俘虏,随同出征的大多数将士不是战死,就是自杀殉国。当时朝廷面临着官员严重短缺的大难题,于是打破常规,召33岁官职仅为七品修撰的彭时入阁,担任兵部尚书。
中状元第二年就入阁参预大政,前所未有,然而更幸运的还在后面。
彭时在朝中没有经验,兵部尚书很快就被免去,降为五品编修。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发生了“夺门之变”,明英宗复辟成功,原先的大臣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边疆,而彭时遭受过前朝的免职降级处分,这样的人加以重用,必然心存感激。于是当即任命他为兵部尚书,第二天就入阁办事,同时兼翰林院学士。彭时再次因祸得福,一步登天。
5.“状元中的状元”——文天祥
历代状元不计其数,但是南宋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丙辰科状元文天祥,却最为后世崇敬,被称为“状元中的状元”。
那一年,吉州庐陵郡淳化乡富田魁巷村的文天祥,在父亲的陪同下,赴京城临安参加会试,对策集英殿。期间,宋理宗赵昀以“天道人极”问,文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很多议论大胆独特,理宗亲定为第一。
文天祥虽然是年少得志,然而却赶上了一个政治腐败、外族入侵、人心涣散的南宋末期。公元1278年12月,赵宋王朝终究抵挡不住蒙元铁骑,兵败如山倒,君臣一路南奔,身为丞相的文天祥终究势单力薄没能力挽狂澜,南宋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底,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次年10月押解大都。
元统治者对文天祥是“既壮其节,又惜其才”,他们同样希望能够利用文天祥的声望收复民心,稳定天下。因此,在文天祥大都为囚整整3年里,元朝君臣用尽一切办法对文天祥进行劝降,只是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
此时,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一束天光照亮了数百年前的大都一隅。“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后人评价,如此贴切。
为什么江西历史上出这么多状元?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与封建政治融为一炉,对江西士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度从隋朝至清代,其间曾产生出700余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其中江西省占有十分之一。
有专家曾对江西中举的学子作过观察,发现有一种“结聚现象”。例如,宋代以抚州、吉州两地较多。明代吉安府共出了10位宰相、22位尚书、19名状元、11名榜眼、10名探花、8名会元、39名解元,自明初嘉靖年间,中举者280余人,中进士者900余人。明人吴云称吉安“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士夫秀特,文章盛于江右”。此种被称之为地区性结聚。
而另一种就是家族结聚。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如临川三王,南丰三曾、临江三孔、临江三刘、鄱阳三洪,这种人才的结聚原因,就是出于家学。
其实早在北宋时期,江西文化的繁盛,就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就曾发出“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尝向北人夸”、“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的感叹。
有江西文化研究者认为,从江西宋代教育的兴盛开始,官府创办的“州县之学”,为培养人才开辟了道路。正是江西浓厚的兴学之风,使得一些地域和一些家族,对教育十分看重,这才为日后创造科举奇迹奠定了基础。
也有学者认为,江西有一个相对平稳安定的环境,偏于江南的江西,却很少受到战火的侵袭,这不管是对经济的发展,还是对人文的兴盛,无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北民南移,将北方先进文化带入南方。中原丧乱以来,北民第二次大规模南迁,直接推动了南方文化的发展;一些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江西作家进入统治集团,而且是台辅重臣。北宋初期和中叶,江西就曾先后出现了三大宰辅:晏殊、欧阳修和王安石。他们身居高位,不仅为宋代文坛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直接带动了江西文学的发展。这种政治上的优势,无疑为江西作家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
如果时光倒退,当年那些大魁天下的举子们,在经历了“朝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的巨变之后,各自都有着怎样的人生轨迹?是青云直上还是不堪权党相争跌落尘埃?
正如一位史学家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科举的产生,是时代的骄傲,而科举制度中的骄子——状元,又是一个酸甜苦辣的集合体,他同社会构成五光十色的连环关系,要了解中国的过去就得了解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