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时期：女子自身清白需要用生命去证明！

　　中国古代是一个有情调的社会，但他们并不擅长这块。在很多的浪漫主义作品中，许多理应是调情的情节多半表现为调戏，后人看来更多的为调戏。作者读圣贤书，写出这些浪漫作品，大概原因有二：一是这些在今人看来经典的作品，在当时的社会评判体系中是通俗文学，有为迎合受众而蓄意增加淫乐粗俗桥段之嫌；二是古代社会完全由男权主宰，男性拥有话语权，掌握着定性某种行为的权力。比如清代，女性被调戏，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换回法律对骚扰者的制裁。

　　杀人牌坊

　　清代系少数民族执政，民间文化仍然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主，社会文化主题以家庭为核心，提倡妇女守贞持节。社会文化对女性贞洁的重视、制度对贞洁的推崇和维护，增强了女性在受到性骚扰、性侵害时的羞耻感。

　　清朝入关之初，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倾向于从严处置。性犯罪案件按照“威逼人致死律”，处斩刑。按照《大清律例》，“若因行奸为盗，而威逼致死者，斩。监候。奸不论已成与未成，盗不论得财与不得财。”例如，《明清档案》载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廿四日案例，直隶吕名全窥见侄女吕大姐独居室内，入室搂抱并扯退吕大姐衣裤意欲强奸，吕大姐高声呼喊，被其兄吕化听闻，赶回家中，吕名全逃跑。吕大姐含羞愧恨于次日清晨自缢。吕名全拟合依“威逼致死”处斩监候。清律沿袭明律，“威逼致死”的立法意是严惩豪强暴徒，如果是强奸未遂而适用此法，实际上量刑偏重。

　　随着清代政局逐渐稳定，关于法律的适用也出现了变动。到了雍正皇帝时，强奸未遂受害人羞愤自尽的，虽说后果严重，但将受害妇女死亡作为量刑要件被认为对罪犯太过严苛，遂于十一年（1733年）增添一条律文：“强奸未成，或但经调戏，本妇即羞忿自尽这，俱拟绞监候。”（此条不适用于强奸服制内亲属）同样是死罪，“绞”留全尸，对于把“死无全尸”当作诅咒的古代中国人而言，与身首异处的“斩”相比是更轻的情节。

　　雍正皇帝的这次修法引发了一些歧义，原本妇女遭言语调戏并不一定非要以死明志，修法之后，“羞忿自尽”成为罪犯被处以绞刑的前提要件之一，女性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作为被侵犯的自我人格的补全措施。白璧无瑕的贞洁已经通过法律深入清代女性理想设定。《江西省情实重囚招册》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年）赵情三与侄子赵石一在一个院子里居住，是年五月二十二日，赵情三见侄子赴省城未归，侄媳妇喻氏在房中和小姑子五妹作伴。半夜，赵情三掇开喻氏房门，拉扯喻氏的手，喻氏高呼，赵情三逃走。次日，喻氏向婆婆哭诉，婆婆沈氏向族内房长请求处置赵情三，赵情三谎称与喻氏连夜通奸，你情我愿，并不属于骚扰。喻氏羞忿自杀，赵情三因为侵犯服制内亲属，被处斩刑。性骚扰本就很难保留证据，女性缺乏话语权，一旦被反诬，只能以死换取法律对罪犯的制裁并自证清白。

　　到了乾隆朝，国家为了强化贞洁观念，旌表自尽妇女。大清律例中有“强奸不从，以致身死之烈妇。照节妇例旌表，地方官给银三十两，听本家建坊”。也就是说，受害妇女以死明志之后不仅可以得到一块贞洁牌坊，家属还能得到旌表银子和埋葬银子共计约五十两，朝鲜人俞彦述在《燕京杂识》记述当时清朝民众生活状况称：“或云以人一年之食，多不过银子三两云。”五十两银子对于清代平民的意义可想而知。

　　乾隆时期，“妇女经调戏羞忿自尽”的案件特别多，经济因素的加入使得性骚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清人方浚师在《蕉轩随录·续录》中引用《律例条辩》称，男性调戏女性，“或微词，或目挑，或谑语，或腾秽亵之口，或加牵曳之状。”手法不同，同理女性自尽的原因也存在不同情况，“或怒，或惭，或邪染，或本不欲生而借此鸣贞，或别有他顾而饰词诬陷。”这种叙述代表了士大夫阶层男性的普遍忧虑，对于那些有可能本来就有轻生念头，或是为了获得旌表的女性，受调戏不过是自尽的借口，而调戏者却要因此被斩杀绞死，实在不公平。乾隆朝的另一处立法修改，将强奸未遂从斩改为绞监候或杖一百，徒三年，对性犯罪进一步表现出宽容。在行政方面，强奸未遂受害妇女自尽的，予以旌表；强奸既遂的，妇女自尽则不予旌表，充分表明清政府并不在意妇女的人身权益，在乎的只是观念上的贞洁。

　　篱笆，女人，骚扰犯

　　清代大量女则女训流行民间，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在生活区域也要区分男女活动空间。但这种物理上的隔阂并不容易实现，就北京一城而言，十八世纪已经有超过五十万人口，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四万五千人，住房空间狭小，很难实现生活区划分，甚至不得不“同床共枕”。《内务府来文·刑罚类》记载了一则控告亲兄弟的案例。受害人二妞称家中两间房子，父亲得了痰症不能起炕，二妞和父亲睡一张炕，哥哥二达子睡木床，二妞指控二达子对她进行性骚扰。慎刑司对这个案件的判决是“二达子母死父病，不善抚恤伊妹，屡与争吵，以致伊妹妄控，照不应重律，杖八十”。这个判决的奇怪之处在于，既然定性二妞诬告，“不善抚恤”和兄妹争吵应该不至于被杖打八十，二达子虽然受罚，却无罪名，性骚扰的指控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城市居民同床共枕，农村夜不闭户也容易滋生性犯罪案件。《内阁题本刑克·婚姻奸情类》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月十四日案件。甘肃如宁县村民杜润先与妻子外出探亲，家中留婢女三姐一人看家，找邻人魏荣的独女足姐伴宿。同村赵雨对三姐时起奸淫之意，是夜潜入，三姐高声呼叫，赵雨害怕他人听见，殴伤三姐，强奸未遂。此时足姐惊醒喊叫，被赵雨用刀扎伤，魏荣赶来查看情况，赵雨弃刀逃跑。依照大清律例，只有在出现死伤的情况下，才适用于“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条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进入他人家门并不是一件难事。赵雨夜入人家，殴伤他人，又涉及奸情，最后以“强奸执持凶器戮伤本妇及拘捕致伤旁人”被判绞监候，这是一个强奸附带故意伤害数罪并罚的案件。三姐没有以死明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案件牵连他人，如果是独居，大概也要添作牌坊才能换来对罪犯的法律制裁。

　　另外清代女性喜欢串门。朝鲜使者李坤在《见闻杂记》中记载，“无贵贱老少皆朱唇粉面……妇女缎衣粉面头花耳珰，不治女红，倚门治容。”《顺义县志》也记载当地一些妇女“脸不洗，串街坊，抱着人家孩子洗风狂，人家炒菜他闻香”。另一名朝鲜使者李宜显在《陶谷集·庚子燕行杂识》中发现清代妇女“与之杂坐、吸烟、接膝交手而不以为嫌”。不仅小家小户如此，中上人家的女性也喜欢倚门观望。可见，女性出门在清代是一件颇为普遍的事情。

　　由于缺乏实现性别隔离的理想条件，清代多数性骚扰案件都发生在日常生活场景中。除此之外，类似庙会等集会活动也是性骚扰频发的场景。《高邑县志·风俗篇》记载：“每逢庙会，则联袂接种而至者，男女杂沓，巷里为空。”湖南“共城小邑，驰情赶会，肆志烧香，千百为群，如蜂如蚁”。衡州男女于佛诞日“携巨烛往跪于寿佛前，名曰跪烛，男女杂处，老幼无伦。城中流氓见妇女稍美者，亦买烛以跪其旁，实为调戏，伤风败俗”。乾隆年间江南巡抚陈宏谋提倡妇德，在任期间禁止妇女参加庙会、春游等等活动，被当时的江南士大夫批评妨碍小市民生计。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评论说，“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昔陈文恭公宏谋抚吴，禁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驰禁。”可见，清代官僚并非没有采取手段强化性别隔离，只是最终政策以失败告终。

　　当社会层面无创造利于守贞的带有性别隔离色彩的理想环境，国家又在制度上对贞洁进行强有力的维护时，妇女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她们必须守贞，另一方面她们难以在生活场景中完全屏蔽潜在的性骚扰。在这种环境下，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名节、利用法律伸张正义，往往要支付无比惨重的代价。而当代女性面临的也是清代妇女处境的变体，不同的是当代女性有了更多受教育机会，思想觉悟更高，有能力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或许有机会改变自身处境，不让羞忿自尽的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