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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赶溥仪出宫后，一时间呈现了环绕这一行为合理与否的互不相让的大辩论。“五四”知识分子全力地投入。其间钱玄同笔下，皇帝在品格上成为“不克厕于编户齐民之列”的“傻哥儿”。周作人则更多地打击了日本人欲保护“王道根基”，“干与别国的内政”的“怪论之荒唐”。胡适这位新派人物曾去拜谒一个旧时代的皇帝，并向驱赶溥仪出宫的民国政府提出抗议。以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为主体的新月派诗人们在对故宫开院的看法中则掺杂了不少欧美式的“傲慢与偏见”。而在鲁迅的大力支持下，《语丝》的创刊恰与溥仪被逐出故宫同时，鲁迅首先对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深化的批评。
胡适先生
还有一位卷入这场斗争的人物是胡适。可惜，这位人物在此间的活动，却给人们带来了许多不解之谜。至于这样的一个新派人物为什么去拜谒一个旧时代的皇帝，并向驱逐溥仪出宫的民国政府提出抗议，于情于理这似乎都不可能发生在这位“五四”新知识分子的身上，然而，这却是事实。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7年留学美国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同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文学改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代表。1918年1月至1920年9月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溥仪出宫之前，胡适曾两次进宫。第一次是在1922年5月底，第二次是在1924年3月27日，胡适第一次进宫的起因是近乎荒诞的。据《我的前半生》记载，溥仪15岁时从庄士敦的谈话中，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庄士敦一边嘲笑他的中英合璧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诗句，一边又说“不妨看看他写的东西，也算一种知识”。溥仪因此动了瞧一瞧这个新派人物的念头。有一天，在好奇心发作之下他打了个电话给胡适，没想到一叫他就来了。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述了这次短暂会面，并将其称为“无聊的会面”。胡适进宫之后，他给庄士敦写了一封信，简单地描述了这次会见的情况。信的日期是1922年6月7日。他这样写道：
在我拜访皇上的时候，他非常友好和谦逊有礼。我们谈了新诗，写新诗的青年作家们，以及有关文学的其他话题。大门口的耽搁使我浪费了本来可以在宫里多停留一些的时间。因此，我没有待很长时间，大约二十分钟后就告别了陛下，去赶赴另外一个重要约会。……我本打算不让报纸披露这次会见。但不幸的是，一些我不常阅读的报纸报道了这件事，这事对它们来说自然具有头条新闻的价值。……我必须承认，我被这件小事深深地感动了。就在这里，我面对着我国最后一位皇帝，我面对着历史上无数位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
《我的前半生》的作者溥仪为此感慨道：“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这里溥仪似乎有些言不由衷了。其实受到两次会面感动的并不只是胡适，溥仪的感动并不亚于胡适，这一点在溥仪致胡适的信中已经表露得很清楚了。这封信的底稿在溥仪出宫后发现于养心殿。兹录如下：
先生：
久欲见先生，今日相见，深为欣快。上次，先生给吾之大作《胡适文存》，良深钦佩。文学盖今世与古世不同，不当定照旧制，应随时变通，可见真正古代明达之人，并非拘定旧章。古人还说过，达时务者为英雄，不过后代一班穷酸腐儒，造出许多谬论，无论何事，均当守旧，视维新如仇敌，中国数十年来所用事者，止此班守旧人耳。无论何事，不知变通，以致受外人之欺侮，如胶州湾为德所占，威海卫为美所占，朝鲜、台湾为日所占，安南为法所占；中日之战，赔偿二百兆；庚子之役，西后信义合（和）团之邪教，与世界各国宣战，以致帝后蒙尘。吾民何罪，遭此毒酷，此则不得不归罪于清朝太后矣。且太后用海军费修颐和园，只图一己之私欲，对于人民置若罔闻，独不思一草一木从何而出，正吾民之脂膏耳！彼以此等倒行逆施，万恶寻归，原不足论，独惜我堂堂中华大国为一二守旧人所坏也。德宗本欲变法，太后不惟不允，反出帝于瀛台，百般虐待，此非外人所知也。后来，中国国民如此守旧之朝廷绝不能持，故有革命之思想。
余甚赞成彼等之国家主义，不惜生命而改革此旧腐政治。余虽满人，绝持公论，绝不能己为满人不道满人之短处也。日本不过中国之一二省地方，彼睹西欧科学及制造之精进，不惜巨费立派人留学泰西，不数年归国，改革一切政治，遂一跃而为大国。中国数十大倍于彼，而受欺于彼，此维新与守旧之别也。
这封信反映了溥仪的开明进步思想，尤其是溥仪对于清朝守旧政治的批评可以看得出这次会见让他动了感情，但是，这种情感的表层上的冲击，很可能使这位末代皇帝由此从内心深处泛起一种为天下独尊而沾沾自喜的浪花。同时，胡适进宫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胡适的这一举动顿时引起了舆论大哗，诘难之言纷至沓来。为此胡适写了《宣统与胡适》，为自己的所为辩护。他说：“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然而，胡适对溥仪的同情却在传统文化的潜意识的支配下尽情地膨胀，以致没有摆脱“仁义”思维模式的窠臼，从既反对帝制，又同情废帝而走向了反对驱逐溥仪出宫。终于在溥仪出宫的当天，胡适致书民国政府，提出抗议，说出反动派最爱听的“公道话”。胡适进宫心态之谜，是否能以“理性指向未来，感情回归传统”作答，似乎已成问题。
上海学生联合会曾郑重致信，批评胡适说：“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皎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章贼士钊合作，清室复辟函中又隐然有先生之名。呜呼，首倡文学革命之适之先生乎！”
主张“‘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鲁迅当然也不能原谅胡适这样的错误。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这样写道：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
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
这是鲁迅对胡适进宫之举尖刻的批评。
溥仪出宫当天，胡适立即拟函致民国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曰：“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周作人写信反驳胡适：“这次的事从我们的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虽然说不上是历史上的荣誉，但也绝不是污点（在段芝泉君也应感谢，因为这也算是替他补过），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不能和你同意。”
学界还经常引用此节评述当时胡适的政治立场，但是还须注意的是胡适对清室古物的处理意见：
今清帝既已出宫，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二）清室古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法，由国家宣告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养赡之资。
胡适认为“此项宝物”属于清室私产，应由民国政府按价收购，这一点与多数持激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意见相左。据有人回忆，几年后的一天，胡适来到景山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的那棵歪脖树下，伫立良久，末了说了句：“看来几年前是我错了。”此种情怀诚可信也。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丁西林、陈西滢、林徽因，以及梁启超、张君劢等聚集在北京。这些人多曾留学英美，志趣相投，来往日久，他们便有了组织一个俱乐部，开展一些文化活动的愿望。他们说是希望与“几个爱做梦的人”在艺术上“开一条新路”。
这一年11月，成员之一张彭春的次女降生。张彭春一向崇拜印度诗歌泰斗泰戈尔，热爱他的诗歌。由于泰戈尔著有诗集《新月集》，因此他为女儿取名“新月”。正当筹备组织文学社，社名尚未确定。张彭春便把女儿“新月”这个名字推荐给朋友们，大家欣然接受，“新月社”由此诞生。新月社是新月派的实际存在，新月派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有人认为，那里似乎就是一个附庸风雅的名流团体，是一个交际场所。还有人以为，这一诗派到了民国15年（1926）春才成立，其标志是《晨报副刊·诗镌》的创立。这样的认识显然有失准确，新月派的形成应该是在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之前。
新月派诗人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徐志摩。他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回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他是新月156派中凭天赋的灵感写作和最具自由的天性的诗人，抒写着爱、自由与美。他陪同泰戈尔访问日本时还作了《沙扬娜拉》等。
他所作《残诗》一首，写下了1924年11月溥仪出宫后的故宫，这是徐志摩全部诗作中涉及紫禁城中事的唯一之作，收在1925年出版的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中。从这首诗可以看到，西方的影响对诗人是浮光掠影式的，他的诗深得中国古典诗歌的神髓，较少采用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
1924年4月23日，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到达北京。作为当时的文学大家，泰戈尔的作品早在1915年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所以，当泰戈尔踏上中华大地，访问上海和北京这两座城市时，他受到了当时文化界、新闻界、政界的高度重视，还发表了有关中印文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
庄士敦既是泰戈尔、溥仪结识的中间人，也是泰戈尔游览故宫的引荐者。庄士敦希望泰戈尔在没有看一眼一向具有礼貌和尊严的中国之前，不要离开北京。于是，庄士敦向溥仪谈及泰戈尔，并请求允许泰戈尔到紫禁城来。他也向溥仪展示了一些泰戈尔的英文和中译本诗作。溥仪立即答允了他的请求。此次会见肯定157使溥仪很愉快，他想这位诗人也同样感到高兴。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担任翻译，林徽因小姐也陪伴泰戈尔来到故宫。4月27日，泰戈尔及其随员乘一辆汽车出现在故宫神武门口。
庄士敦详细记述了泰戈尔入宫的过程：
从这天早上起，末代皇帝的内务府大臣郑孝胥一直在心里闷着一个葫芦，因为这天一大早，皇帝忽然降下一道手谕，令他今天暂不要离开内务府。郑莫名其妙，但又不好直接问为什么这样做。虽然皇帝的神威已不像以前那样使人噤若寒蝉，可余威总还是在的，所以郑只好待在府里待命。当宫里的大钟敲响十下时，泰戈尔及其随员恩厚之、鲍斯、诺格、沈教授及徐志摩等乘一辆汽车出现在神武门口。早有宫人在门口等候，一见泰戈尔到了，赶忙把他们引入宫内，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一直往御花园方向走去，而溥仪此时正身着便服在御花园等着他们。听说泰戈尔已经到了，他马上让人把郑孝胥召来，至此郑孝胥才明白溥仪为什么一大早就把自己留在宫里。不过辛苦自有辛苦的报酬，作为内务大臣，郑孝胥还从来没有到过御花园，这次因沾泰戈尔的光，终于平生第一遭到里面一游。他先接待了泰戈尔一行，随后领着他们去觐见溥仪。
63岁依旧充满激情的泰戈尔来到中国，正值外国影响在学术界和其他各界产生作用之时，这使他的访问陷入困境。他对年轻中国的呼吁，要珍惜自己民族优美而高尚的文化遗产，受到了一些学者听众的冷遇，甚至受到敌视。
鲁迅与徐志摩向有不和，鲁迅写道：“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已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徐志摩说：“鲁迅先生我是压根儿没有瞻仰过颜色的……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那大概是始于1924年底的事。不喜欢归不喜欢，不过是让徐志摩不能来，或等于白看而已，总不至于像与陈西滢、梁实秋之辈，闹到痛打落水狗的地步。起初他们或曾相互有过“示好”，人们也要问，为什么还没见过面就不喜欢呢？
周作人在一旁说：“有人戏称志摩为诗哲，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是在这些戏弄里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犹如老同窗要举发从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别派的作家加以攻击，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而绝不是他的个人。”但是，“苦茶老人”也没有意识到，中国近代史上阶级的怨恨大概是最深刻的。或许由于徐志摩出生于浙江海宁的商贾，又是家中的独生子，做起事来就是那样任情任性。他吟他的闲愁，“月光，你是失望儿的乳娘”。鲁迅就去揭他的疤，说，“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两人交仇，或是“阶级之故”，他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五四”精神的濡染，追求自由的理想也常在他的诗中出现。不过他的理想主义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不仅不易开花结果，而且，像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谬骗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痛苦。
鲁迅说，印度诗圣泰戈尔光临中国，“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为此，鲁迅以“诗哲”称徐志摩，说：“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茅盾《徐志摩论》说徐是“现代布尔乔亚诗人”，这里主要是指心境心态、价值立场。从这个角度说徐代表资产阶级，应无疑问。他从小家境优越，少年时优越的家庭条件，贵公子的身份与风流才子的气质风度，奠定了这种心态的基础。虽然他在美留学时曾有为餐馆洗盘子的经历，但他出身富商家庭，赴英留学能带妻陪读，经济条件肯定差不了。他满怀康桥式的人生理想，陶醉在“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并赋以中国式的赞美。
陈西滢更是受到英国绅士的优雅姿态浸润过深，事件过去了多少年，在中国，他的结局“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他的文字生涯唯一的遗产《西滢闲话》，或得益于深悟英国散文之妙谛，仍让人感觉到，他的立场大致发端于英国博士的视角，不会使中国青年产生革命的热情与冲动。
1925年，章士钊《寒家再毁记》发表的第二天，陈西滢在12月26日的《现代评论》一周年增刊上写了《做学问的工具》一文。文中提到：
以前赶了杀了一个皇帝，就得掳其玉帛子女，焚其宫室，现在却组织“清室委员会”，开“故宫博物院”了，所以民众运动的先生们要是办了什么“死老虎图书馆”，许多读书的人受赐一定很多。
鲁迅马上反击，回击极其辛辣，单刀直入，横扫千军。他说陈西滢“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说把公理插到粪车上去，把绅士衣装丢到“臭茅厕”里去，除下假面，赤条条地站出来说真话。后来两人有些动了意气，渐渐地开始缠夹不清。胡适曾出面调停，却也牵扯其中。
陈西滢是一个典型的绅士，一生多半是在英国度过，对中国社会既缺乏认识，又缺乏与民众的共鸣。回到积贫积弱的中国，他年轻气盛，居高临下更在胡适等人之上。虽也有民族主义，更多的是藐视与讥刺。他似乎并不是一个“坏人”，主张也并不怎样的反动，总的来说是一位抱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绅士，你不得不感叹历史人物的复杂。
胡适也有称赞他的文章，当然主要是称赞他的学问，顺便也称赞他的为人。他接受西方教育，有高等华人心态，这在他的作品中时有流露，他喜爱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JaneAusten，1775-1817）。现在看来，陈西滢显然低估了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和对手作战意志的韧性。说起来他实在不大占理，他吹捧章士钊“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为凌叔华剽窃匹亚词侣（毕亚兹莱，AubreyBeardsley，1872-1898）的黑白画辩护，与梁实秋、徐志摩一搭一档。
1926年1月13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说：“西滢是个傻子，他妄想在不经心的闲话里主持事理的公道，人情的准则。”他“学的是法朗士的‘不下海主义’”，现在他知道了“想用讽刺的冰屑剿灭时代的狂想，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陈西滢的闲话并未就此止步。3月12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出动军舰支持奉军，炮击国民军，并联合英美法意等国，于16日以最后通牒向北洋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激于爱国义愤，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竟令卫队开枪射击，当场死、伤二百余人。
惨案发生后，《现代评论》第3卷第68期（1926年3月27日）发表陈西滢评论此案的《闲话》，诬蔑被惨杀的爱国群众“没有审判力”，是受了“民众领袖”的欺骗，“参加种种他们还莫明其妙的运动”，“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又险恶地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们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说这些人“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罪孽”“不下于开枪杀人者”等。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说：“你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另外，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古物陈列室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西滢结婚，凌叔华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特别讲了这件事，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凌叔华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对陈西滢的信赖与满意之情。
新月派的诗人们在对故宫开院的所言所行中很有一些“沉着与情感”，对人对事的观点中则掺杂着欧美式的“傲慢与偏见”。他们能够打击政府，但不怜惜庶民的抗争，更没有一种想做“战士”的志愿，讲话措辞、情味品格都不在民众的调上。
用一句20世纪末的流行词来说，陈西滢也实在是20世纪初我国现代知识分子里的一个“特殊”了，起先还有点自以为是的风貌。陈西滢的“闲话”之所以引起了时人及后来者的特别重视，那是由于鲁迅与他的明辨是非的争辩，以及正义打败凶恶的结局。不管从道义上仍是论争成果上，陈西滢都是一个失败者，并且失败得让人难以怜惜。前史证明，是“正人君子”的他至今仍然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史中的一名“反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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