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千里江山图》：原作者叫“希孟”不叫“王希孟”！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在此前后，许多专家、学者相继对该画卷从多方面多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质疑、理解和认识，其中就有关于该图卷作者和名称的记载和论述，尽管那些称呼所指向的都是这同一幅图卷，还是出现了许多不一样的叫法，有人认为该图卷的作者不姓“王”，作者应该叫希孟，而《千里江山图》的名称在不同的文献中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这些称法哪个更为合适呢？下面对这幅画的作者和名称的不同叫法进行简要论述。

　　由清代收藏家梁清标装裱后的画卷来看，他认为画作的作者是“王希孟”，画作的名称可以叫《千里江山图》。而他为什么叫《千里江山图》呢？可以肯定的是，他虽不是帝国的统治者，但至少他自身的权力也不小，而这些都是可以用史料佐证的。而在梁清标重新装裱画作之前，就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画卷来看，也姑且不论画卷之后的“蔡京跋”“溥光跋”是不是伪造的，画卷上的确没有写作者名称、也没有写画作名称，而卷后“蔡京跋”中的确提到了“希孟”二字，而乾隆的题诗中也的确提到了“江山”和“千里”。

　　而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七《徽宗》中提到：“曩与王济之评论徽庙绘事，落笔若有经年累月之工，岂万机清暇，所能办济之？曰：是时有王希孟者，日夕奉侍道君左右，道君指示以笔墨畦径，希孟之画遂超越矩度，而秀出天表。曾作青碌山水一卷，脱尽工人俗习。蔡元长长跋，备载其知遇之隆，今在真定相国所。予始悟道君诸作，必是人代为捉刀，而润色之，故高古绝伦，非院中人所企及者也。”

　　显然，顾复对梁清标手中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是有所了解的，而他只是说画作的作者是“王希孟”，但对于作品，他只称其为“青绿山水一卷”，并且上面还有“蔡元长长跋”（至于此处的长跋有多长，不得而知），而且顾复也没直接说这幅作品在“梁清标”那里，而是言“真定相国所”，而从这几个字和顾复的称呼方式来看，梁清标的身份地位，与他相比，是非同寻常的。

　　又清安岐《墨缘汇观录》卷四《唐王维山居图》中提到：“相传宋政宣间，有王希孟者，奉传祐陵左右。祐陵指示笔墨蹊径，希孟之画遂超越矩度，秀出天表，人间罕有其迹。此幅或希孟之作，未可知也。闻真定梁氏有王希孟青绿山水一卷，后有蔡京长题，备载其知遇之隆，惜未一见。”

　　而清代安歧也是个收藏家，比梁清标晚，几乎不是同一个时段的人，而且安歧可能还是一个朝鲜人，所以在称呼上，他比较随意，直接称梁清标为“真定梁氏”，而从安歧的记载来看，他自己并未见过梁清标手中的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其仅是听说而已。而从他所听说的内容来看，梁清标手中的画卷，的确是“王希孟”的，而画作可以被称之为“青绿山水一卷”，而且在画卷的后面确实有蔡京的长题（当然，此处的长题到底有多长，也同样是无从得知的），而且上面“备载”蔡京“知遇之隆”。不过，安歧的这段记载，有一点儿可以确定的是它所听到的关于“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信息应该指的是梁清标已经装裱之后的《千里江山图》，而实际上在安歧的记载中也没有提《千里江山图》这个名称。

　　又清宋荦《西陂类稿》卷十三《论画绝句》中提到：“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希孟天姿高妙，得徽宗秘传，经年作设色山水一卷，进御，未几死，年二十余。其遗迹祇此耳。徽宗以赐蔡京。京跋云：希孟亲得上笔法，故其画之佳如此，天下事岂不在乎上之作之哉。今希孟已死，上以兹卷赐太师臣京，展阅深为悼惜云。”

　　从清代宋荦的表述来看，他所记载的仅仅是一件事情，包括他自己的注释在内，这些内容与梁清标似乎关系也不大，他也确实没提与梁清标相关的信息。但从他的记载来看，确实有一张图，他的作者是“王希孟”，而且这张图可以被称为“设色山水一卷”。

　　又《石渠宝笈》卷三十二《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一卷（上等余一）》中提到：“素绢本，著色画，无款。姓名见跋中。卷前缉熙殿宝一玺，又梁清标印、蕉林二印。卷后一印漫漶不可识，前隔水有蕉林书屋、苍岩子、蕉林鉴定三印。后隔水蔡京记云：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踰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有梁清标印、河北棠村二印。押缝有安定、冶溪渔隠二印，引首有蕉林収藏一印。拖尾金溥光跋云：予自志学之岁，获睹此卷，迄今已仅百过，其功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又其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晋卿、赵千里见之，亦当短气，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具眼知音之士，必以予言为不妄云。大德七年冬十二月才生魄昭文馆大学士雪庵溥光谨题。前有梁清标印、玉立氏二印。后有苍岩子、蕉林秘玩、观其大略三印。卷高一尺五寸九分，广三丈七尺二寸九分。”

　　而从《石渠宝笈》的记载来看，毋庸置疑，它里面所记载内容的所指的确是经过梁清标装裱后的画卷，而且这份资料当中非常详细地记载了画卷上面的题字、印章以及它们在画卷之中的位置，可以说这份记载与梁清标装裱后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画卷上的内容具有一致性。

　　综上，从梁清标装裱后的画卷及相关文献资料来看，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画卷的作者主要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希孟”，一种是“王希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画卷可以被称之为《千里江山图》，也可以被称为“青绿山水一卷”，也可以被称之为“设色山水一卷”，总之它们所指的基本上是一件作品，而这也主要是因为画作上的确没有作品的名称。而且从对这些文献的分析来看，在古代那样一个语境之中，很多称呼都是有讲究的，并非随意而为。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身处古代那个语境之中的，那么作为后世人、现代人、当下人，人们的理解与认识，也都是建立在这些资料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你可以质疑，你可以反驳，但始终不能够抹杀它们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即便我们再如何在固有的资料里面出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幅画卷，都是一幅有江、有山或者说有山、有水，而且是带颜色的巨幅长卷。而因为继古人之后，现代人关于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作者名称、画作名称的辩论都是建立在古人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后人所提出的《千里江山图》作者名称和画作名称基本都逃不出古人那个范围。

　　例如：前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杨新《关于千里江山图》一文中对宋荦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对《千里江山图》的作者是不是姓“王”产生了疑问，但至少他对“希孟”二字并未完全否定。傅熹年在《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一文中讨论了画卷中的建筑，而对这幅画卷的作者名称和作品名称并未提出质疑。美国斯坦福大学美术史系毕业的曹星原在《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国宝之路》（以下简称《王之希孟》）一文中对这幅画卷“从头至尾”进行了质疑，似乎这幅画卷仅仅是一幅被修复过的古代作品而已。而不可否认的是这幅作品的作者还是叫“希孟”或者“王希孟”，这幅作品的名称还是《千里江山图》，或“青绿山水”图卷，或“设色山水”图卷。韦宾教授在《〈千里江山图〉研究中的文献问题——〈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国宝之路〉读后》一文中从文献的角度对曹星原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其认为这幅作品的作者是“王希孟”，至于这幅作品是不是叫《千里江山图》其并未论及，从其文章所用题目来看，其至少不会否定《千里江山图》这一名称。余辉在《三次装裱五次进宫的〈千里江山图〉卷》一文中主要沿用的还是梁清标装裱后的作者名称和作品名称。中央美术学院冯海涛在《隐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研究》一文中主要沿用的是前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杨新的观点，所以其在文章的标题中使用了“希孟”二字，等等。

　　而即便曹星原在《王之希孟》一文中对“希孟并不姓王”进行了论证，并且提出了“王之希孟”的说法，但依然没有否定“希孟”二字，而再退一步说，即便曹星原通过查阅宋代相关史料，并寻找证据论证“蔡京跋”是梁清标伪造的，以此否定“希孟”二字的真实性，这也并不能对现在所能见到的《千里江山图》本身产生任何影响。

　　换言之，即便没有作者名称、画卷名称，这幅画还是一幅画，它不会因为人们如何去称呼它，失去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而由这幅画卷所体现出的绘画创作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也丝毫不会被削弱，这应该是这幅画画作名称和作者名称所指的一致性所导致的，的确不是人为所能改变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