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佳节︱传说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是乌鸦搭建的？

　　历史以来关于七夕的传说中，都说牛郎织女在这一天是通过“鹊桥”渡过天河相会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作为两人相会桥梁的“鹊”乃指喜鹊，但这其实未必是故事的原貌。台湾学者洪淑苓在《牛郎织女研究》一书中发现：“为牛郎织女搭桥的，又有喜鹊、鹌鹑、与百鸟之不同，有一个笔者未收录的鹊桥传说故事，甚至说是乌鸦搭桥的。”

　　她所说的乌鸦搭桥的故事，在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记录的广东省陆安（海丰）民间传说中便是：牛郎织女婚后只管卿卿我我，把牧牛、织布的事都抛荒了，天帝知道后很愤怒，“即刻下了一道圣旨，命乌鸦前去传言，此后两人须各居河之一边，每七天，才准过河相会一次。乌鸦是顶拙于口才的东西。它这时得了御旨，便急急飞向两人同居的地方去了。它把好好的‘每七天相会一次’的话，误说成‘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即此以后，他们便永远每年只有一次的见面了。”

　　这里的故事细节很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这很可能就是七夕传说的一处关键：牛郎织女每年只有七夕才能相见是因为使者误传口信引起的，而误传者是乌鸦，作为对其误传的惩罚，它们每年七夕必须搭桥让牛郎织女相会。

　　误传口信的使者

　　在中国传统节日中，七夕是起源最模糊不清的一个。虽然有人推测《诗经·小雅·大东》里提到的牵牛、织女星与七夕有关，但该诗只说织女一日之间“七襄”（郑玄解释为一日之间自东向西经七个星次），且“牵”字不见于甲骨文、金文，可见这传说至少是较为后起的，因此也有人认为这与七夕传承没有关系。无论如何，如今对七夕传说的文献记载，最早也只能追溯到两汉，例如《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但该诗只是将牵牛、织女星拟人化了，歌咏他们“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相望而不能相见，却未提及鹊桥，甚至都未提及两人仅在每年七夕相会。

　　东汉崔寔（约103-约170）所著《四民月令》中首次确凿无疑记载了“七月七日”这一日期，表明这一天在东汉已成为固定节日。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详细记载了乡村四时风俗生活面貌，却完全没提及这天和牛郎织女有关，只说这天应按习俗制作除虫解毒的药丸，并按习俗曝晒经书、衣裳。直到稍晚一些的应劭《风俗通义》中，才明确出现了现在所熟悉的七夕故事：“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也。”

　　为什么是七月七日？由于现在缺乏东汉以前的文献记载，如果孤立地看七夕的来历，这一点很难解释。不过，正如民俗学者刘晓峰在《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所言，中国传统节日“人日、上巳、寒食、七夕、重九、下元之间这种既有直接对应又有互涵对应的复杂关系，表明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是结构性的，非线性的”，而“构成中国古代思维模式原型之一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古代岁时节日的内部结构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很明显，奇数重叠的日期正月初一、三月三（上巳）、五月五（端午）、七月七（七夕）、九月九（重阳）都是节日，而偶数日则没有相应的节日，因为按中国的数术原理，数字本身就是神秘性的，这与阴阳五行结合起来，便使人相信相应的日期在整年的结构中均寓意天地的节律。因此，元旦意味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上巳则是由死而生、大地复苏之日，需要祓除不祥、祭祀祖神并繁衍后代；端午是阴阳交替之际，阳气上升，毒虫活跃，故须除毒辟疫；相应可以推断：七夕是阴气开始上升的日子，故而适宜女性。

　　在中国的数术文化中，“七”是一个神秘的玄数。虽然这是天地四时人的开始，但民俗中“七”常被视为凶数，这可能是因为“七”为一个周期，因而人死后七七四十九天魂魄散尽，在台湾、日本的民俗中，“七”也都被视为不吉之数。在道教中，每年的一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为“三会日”，三官考核人间功过，三魂攒送生人善恶，又谓之三魂会日，宜焚香忏过；其中七月七日名庆生中会，此日中元赦罪，地官同天水二官考校罪福。这种观念可能在先秦即已出现，按《礼记·月令》的记载，七月为孟秋之月，“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按照数术原理，七作为凶数意味着隔断，这些可能就是传说中天帝在此时考校牛郎织女、对他们处以隔离之罚的原因。

　　最早记载天帝惩处的是南朝宗懔著《荆楚岁时记》：“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在此之前的东汉已经出现鹊桥的元素，因此合理的推断是：天帝的这一责令是由“信使”传达的。

　　这和《圣经·创世纪》中那个著名的神话相似：上帝告知亚当和夏娃不可偷吃伊甸园的禁果，但狡猾的蛇却引诱他们吃了，上帝震怒之下，将他们逐出伊甸园。英国人类学家JamesFrazer在《人类的堕落》一文中，旁征博引后指出，这个故事的原型其实是：“蛇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向人类传送关于永生的佳音，但是这奸诈的东西错传了信息，使这信息有利于它们而有害于我们。”这种“误传口信的使者”元素广泛见于世界各地，动物形象也从蛇、蛙到野兔等种种不一，但获胜的都是动物，它们为了自己获得永生而故意误传了信息——蛇由此年年蜕皮，在原始人看来这就像每年不断获得新生。

　　在七夕的传说中，信使不管是喜鹊、乌鸦、鹌鹑还是百鸟，无一例外都是鸟；在最早提到牵牛、织女星的《诗经·小雅·大东》中，“大东”本身就是远离镐京的东方诸国，而在东夷传统中一向以鸟作为天帝的信使。关于鸟传错信息的事，不仅见于广东民间传说，北宋词人晏几道《鹧鸪天》也有“当日佳期鹊误传，至今犹作断肠仙”一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作为信使的鸟完全就像是一个奉天帝之令传信的下级官僚，它们纯粹只是犯了小错误，但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得私利而有意曲解信息。尽管如此，对它们的处罚却极为严厉：所谓“鹊首无故皆髡”，髡刑是盛行于先秦至东汉的重刑，在《周礼》中是死刑罪减一等的刑法，看起来只是剃掉头发，但“对当时的人而言，头发的重要性仅次于生命”。尽管洪淑苓在《牛郎织女研究》中搜集各种传说变体后发现，“搭桥的原因又有‘自愿’与‘被罚’之分别”，但“被罚”恐怕更合乎传说诞生年代的社会语境。在传统中国社会，这样因小过失而受帝王重罚的事极多，如《西游记》中沙僧原是玉帝的卷帘大将，只因失手打碎琉璃盏，就被贬出天界。

　　在七夕传说中，这个冒失的信使一向以来都被广泛认为是喜鹊，但其实，如按上古人的观念，更有可能成为天帝信使的应是乌鸦。

　　乌鸦还是喜鹊？这是个问题

　　在上古中国人的心目中，乌鸦的地位极高。汉字中对鸟的命名要么从“鸟”（长尾鸟）、要么从“隹”（短尾鸟），但唯独“烏”字属火部，单独造字，可见其特殊。在古史记载中，太阳中有三足乌，西王母的使者“青鸟”也“如乌”，直至中唐之前，乌鸦一直被视为预兆吉祥的神鸟。所谓“爱屋及乌”，其实也是因为乌鸦本是吉兆。西汉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引《尚书传》：“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故有“乌鸦报喜，始有周兴”的传说，三国时东吴年号“赤乌”也是因此而设。传说汉代曾有许多乌鸦栖息在御史府柏树上，因而御史府又被称为“乌府”、“乌台”，北宋所谓“乌台诗案”便是因这一典故。

　　将乌鸦奉为神鸟，乃是古代整个欧亚两洲北部的普遍观念。在古代亚洲英雄史诗中，乌鸦“是萨满的魔鸟，帮助他们的精灵和同伴。萨满偶尔把自己变成乌鸦。……凡能操纵乌鸦的人，都懂得魔术”。这意味着，乌鸦其实是上天沟通的媒介。在北亚的科里亚克人神话中，乌鸦则被称为世间第一人，也是他们的始祖。日本《古事记》中将乌鸦说成是上天赐予天神御子（神武天皇）的动物。北欧神话中的大神奥丁有两只乌鸦，分别叫Hugin（思想）和Munin（记忆），它们每天环绕世界飞行，向奥丁报告一切，因此奥丁才能无所不知。在古代日耳曼人看来，“乌鸦是一种无所不知的鸟，它们是智慧的化身，能够洞悉这个世界的一切，并且了解人类未来的命运。……这是一种神圣、尚武并且无所不知的飞禽。”

　　相比之下，鹊的形象原本颇为普通。西汉桓宽《盐铁论》卷七崇礼：“中国所鲜，外国贱之……昆山之旁，以玉璞抵乌鹊。”意思是昆山玉石极多，竟拿来投掷乌鹊，后世遂以“抵鹊”喻指大材小用。在一些文化中，甚至它颇具负面意涵。如《突厥语大词典》中说：“鸟类中最坏的是喜鹊，植物中最坏的是野蔷薇。”在欧洲，《蒙塔尤》中描述13世纪法国南部人的心理：“猫头鹰和喜鹊这两种凶狠而阴森的飞禽，与能飞能爬的龙一样，让人忧虑和厌恶。”在1475年绘于普瓦蒂埃的《忏悔诗篇》中，嫉妒罪的画像上，鹊被描述为饶舌爱抱怨的鸟类。在当时的西方文化中，喜鹊的形象是“多嘴多舌、爱偷东西，象征谎言与虚伪”，因为“在中世纪中期，身上带有黑白两色的动物都是不大受人喜爱的”。

　　在西方，乌鸦形象的逐渐降低，是从基督教时代开始的。正如法国历史学家MichelPastoureau在《色彩列传：黑色》中推断的，“到了封建时代，黑色的正面意义几乎荡然无存，而负面意义则占据了它全部的象征义域”，这对乌鸦这样一种全黑的鸟类显然是不利的；而且正由于之前的异教传统崇敬乌鸦，它才更为教会所贬斥。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乌鸦形象的逐步降低是随着它逐步被儒家剥去其神秘力量开始的。汉代独尊儒术，以孝义立国，乌鸦被称为“慈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义：“乌，孝鸟也。”另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此乌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所谓“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是儒家用以教化人们恪守“孝”、“礼”的一贯说法。这乍看仍推崇乌鸦，但无疑是将乌鸦的形象道德化、世俗化、祛魅化了，正如现代人所说的“勤劳的小蜜蜂”只是一个道德形象，但我们并不认为它是神圣的。在那之后，乌鸦在儒家文化中的“慈乌”形象一直保留，只有在道教中仍保留着对乌鸦神力的崇敬，相传真武大帝上武当山修炼时，有黑虎开山，乌鸦引路，故他得道后封乌鸦为“神兵”，日后善男信女朝拜武当时也将乌鸦视为“灵鸦”。

　　这样，大体从晚唐时代起，乌鸦和喜鹊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中唐诗人白居易《慈乌夜啼诗》中，还按照一贯的儒家道德观，将乌鸦歌咏为“慈乌复慈乌，鸟中之曾参”；晚唐诗人张籍（约766-约830）在《乌夜啼引》中还记载：“李勉《琴说》曰：《乌夜啼》者，何晏之女所造也。初，晏系狱，有二乌止于舍上。女曰：‘乌有喜声，父必免。’遂撰此操。”虽然这里提到的何晏是三国曹魏时人，但至少表明人们还记得乌鸦是喜兆，然而在稍晚的段成式（803-863）《酉阳杂俎》中，就出现了不同的记载：“乌鸣地上无好音。人临行，乌鸣而前行，多喜，此旧占所不载。”意指：人们只知道乌鸦叫不吉利，但其实临行时乌鸦在前面叫往往有吉兆，旧占却多不记载。这表明当时民间已普遍忘了乌鸦兆喜的说法。不过，不论吉兆凶兆，都还是延续了传递上天神秘旨意的意味——不像麻雀，无论它怎样，没人觉得它预兆什么吉凶。

　　自此，喜鹊逐渐取代乌鸦成为吉祥喜庆的象征。旧本题师旷撰、晋张华注的《禽经》，其实成书年代很可能是在宋代以后，一是因为该书在汉唐诸志及宋代《崇文总目》中均不载，二是书中还出现了“灵鹊兆喜，鹊噪则喜生”的说法，这应是晚唐以后才流行的观念。在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的世俗化，乌鸦原先作为神鸟的那种神性逐渐被社会淡忘，反倒可能注意到它喜食腐肉等特点。

　　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才会去细化区分鸦、鹊的不同象征意义。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畏吾儿人起源传说时说到，其首领受真主赐予“三只尽知各国语言的乌鸦（zāgh），他在哪儿有事要办，乌鸦就飞到那儿去侦察，把消息带回”，何高济译注：“zāgh，这个波斯词义不清，今天指鹊和鴥。”这一词义变迁恰可说明，古人常把乌鸦和喜鹊混在一起，两种鸟都以黑色为主，都很聒噪——成语“鸦雀无声”其实应作“鸦鹊无声”，意指“连乌鸦和喜鹊这两种最吵的鸟都没声音了”，否则颇不合构词理据。无独有偶，英语里的“喜鹊”一词magpie在美式英语口语中就指“爱饶舌的人”，前半mag的词源在俚语里指女性浪费时间喋喋不休（“idlechattering”）；而后半的pie源自印欧语词根*(s)peik-，指“啄木鸟，喜鹊”，梵语pikah则指“印度杜鹃”，拉丁语picus也指“啄木鸟”。也就是说，古人所指的鸟名是根据其某些特征命名了“一类”鸟而未必是“一种”鸟，到后来于是变成不同的特指。

　　中国古人因为很重视乌鸦，基本上还是能区分这两类鸟的，如《汉书·五行志》记载“有乌与鹊斗”，《淮南子·说林训》则说到“舍茂林而集干枯，不弋鹊而弋乌，难与有图”，这当然表明这两类鸟有所不同。问题在于：古人对鸟类的称呼并不精确，鸦科在中国共有13属29种（包括乌鸦和喜鹊），但古人一般都是泛称。“乌”本指全黑的大乌鸦，“鸦”字则不见于东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中，直至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年成书的《广雅》一书中才收录，其解释是：“纯黑反哺者，谓之乌；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谓之鸦乌。古有《鸦经》占吉凶，南人喜鹊恶鸦，北人反之，师旷以白项者为不祥。”这里说到的“鸦乌”的特征，倒更像是喜鹊，只有鹊才会在腹下出现纯白色（另如分布在印度的白腹树鹊）；而北方人不喜欢的“白项”者，虽被列为鹊类，但它的特征却更像是鸦科中分布在中国东部的白颈鸦或达乌里寒鸦。

　　在古代诗文的习惯，“乌鹊”经常并称。三国时曹操的名诗“乌鹊南飞”，千百年来多有争议，究竟是指乌鸦还是喜鹊，抑或兼指两者；钱歌川在《翻译的基本知识》中嘲讽汉学家HerbertGiles将这句诗中的“乌鹊”译为“乌鸦”（raven），但这么译其实情有可原，在曹操的时代，“鸦”字本身都未必已通行，故并称“乌鹊”。宋苏轼《绝句三首》：“天风吹雨入阑干，乌鹊无声夜向阑。”此处所谓“乌鹊无声”大概犹言“鸦鹊无声”。在南宋人陈元靓辑录的《岁时广记》里，征引了许多关于鹊桥的诗文，虽然其中多称“乌鹊”或“鹊”，但他归纳的标题却是“填河乌”。

　　也许在古人的心目中，这一类鸟的区分本就模糊——那种区分更多是外观和文化意义上，而非现代鸟类学意义上的精确界定，就像作为西王母使者和侍从的“青鸟”无法完全对应于现实中的某种鸟类。它们均可成为天神的信使，也都适合在七夕出现，因为两者都在夜间出没；只不过在远古，纯黑的乌鸦看着比黑白驳杂不纯的喜鹊更具通灵的神力。至少在七夕的鹊桥传说成形的东汉时代，北方的神鸟还主要是乌鸦。然而随着对这种神力的敬畏逐渐消失，人们更在意的是鸣声的动人、外观色彩的悦目，晚唐之后中国文化重心向南的转移，则更进一步将南方人那种对喜鹊的文化偏爱带到了七夕的节俗中去。但之所以是喜鹊而非别的什么鸟取代了乌鸦，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这两类鸟原本就具有的相似性。

　　这一文化转变后来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影响：世居东北的女真人，原本和许多东北亚民族一样崇敬乌鸦，但到清朝建立时，其后裔满族却变得崇拜“神鹊”了。元代纂修的《金史》卷一记载完颜阿骨打的祖父乌古乃被人称作“乌鸦”，他毫不介意——这很可能是因为在女真文化中，乌鸦未必含有贬义。在同卷中记载有一个女真人的名字就叫“活罗”（乌鸦），这恰似康熙时顾命大臣苏克萨哈（Saksaha）的名字是满语“鹊”一样，“活罗”对应于通古斯语的turaki（“乌鸦”）或朝鲜语的talk（“鸡”），朝鲜古代的新罗王国因崇拜鸡而被称作“鸡林”。在朝鲜人心目中的鸡，与女真人心目中的乌鸦可能都是太阳鸟。

　　满族虽然后来也仍然崇敬乌鸦，在晚清时的老北京，“掌管太庙的官员们过去常常为乌鸦供香，觉得它们是神鸟”；但开创满清王朝的爱新觉罗家族向来以神鹊（endurisaksaha）为祖，传说是它衔来朱果，让天女佛库伦吃下后生下了始祖布库里雍顺。从周边文化来看，这一对神鹊的崇拜颇不寻常，因为北亚普遍崇拜的都是乌鸦，唯一合理解释就是：满清贵族在晚明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意识到乌鸦在汉人心目中带有的负面含义，因而将这一作为上天使者的鸟从乌鸦改成了“神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