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英法联军撤退的前后,京城内的官员以奕带头,纷纷上奏,请求咸丰帝回京,咸丰帝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暗指亲递国书有伤国体为由,予以拒绝。其中兵部尚书沈兆霖的奏折,言词直截了当:“其亲递国书一节,臣虽未知停止与否,私心揣度,即必须亲递国书,亦尽可姑允所请。抚慰数言,总期不损国体,不拂夷情,断无意外之患。窃思夷人虽蠢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危至于拥兵入城尚不足虑,此后岂有再重于此乎?”
沈兆霖的意见,当时属骇世之论。咸丰帝对此根本不理,没有朱批,没有谕令。而在众多且无休的要求回京的奏折攻势下,他最后仅是表了个态,等到明年春天再降旨回銮。
而在这一时期,咸丰帝另有一个大计划。先是10月28日,即咸丰帝得知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已签、《天津条约》已换的当日,下发一道密谕给奕和山西巡抚英桂等人,表示将移驾西安,让他们商办。奕等商议后,于11月23日上奏,言词极为晦涩。他们虽没有反对,甚至也称有此必要,但在奏折的附单中提出了十项需办之事:一、修行宫;二、清御道;三、沿途驻跸处加防;四、御道守卫;五、经费银120万两;六、准备粮食;七、简派随行官员;八、随行官兵分批行走;九、保护陵寝;十、北京留重兵驻守。很显然,他们企图用技术手段来阻止此行。11月25日,咸丰帝收到此折,让在热河的亲信大臣“密议”,并旨命陕甘总督乐斌、署陕西巡抚谭廷襄、山西巡抚英桂操办此事。就在此道谕旨中,透露出咸丰帝内心中的恐惧:“夷人现虽尽退,明岁尚来驻京,能否相安,实难预定,自宜预择一巡幸之地,以期有备无患。”这里所称的“能否相安”,在当时的语汇中即为“亲递国书”。英桂上奏:“安设行宫、预备尖宿处及筹饷设防诸务,在在均关紧要”,表示将与乐斌、谭廷襄“函商一切事宜,其中有无窒碍及一切未能详尽之处,悉心会筹。”乐斌上奏,称将与谭廷襄相商后,再报情况。谭廷襄的奏折中却强调了种种困难。咸丰帝对此并没有退缩,于12月16日在该折尾朱批:“俟乐斌抵秦,会商一切,再为详细具奏。”乐斌、谭廷襄会商后再次上奏,指出“工程之巨、经费之繁”等种种困难。咸丰帝于1861年1月3日收到此折,又得知北京的局势大已稳定,天津、大沽一带的英法联军只剩下小部兵力,终于让步,朱批道:“西巡之说,不过姑存其说,建极驭外,究不如燕京,况抚局有成,不宜自召疑衅,预筹各项不必行。”为了回避英国等国使节的“亲递国书”,咸丰帝一度竟打算躲到西安去。
大沽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