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商业经济还是在顽强的发展,特别是宋代,由于贸易的高速发展,直接促使了纸币的出现。在此之后,随着封建大一统的出现,小农经济稳定而又持续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加上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东南沿海一度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这些背景下,徽商和晋商顺应时代而生。
由于徽州府又被称为新安郡,因而徽商又被称为新安商人,由于徽州府下辖的休宁、祁门、黔县、绩溪、婺源、歙县经商人数较多,且多呈集团性质出现,因而将这地区的商人统称为徽商,为何该地区出现大范围的经商,主要原因是古徽州地区由于地理和气候原因,并不适合农耕作物的发展,为求生路,徽州的居民大量外出,以经商求生存。
徽商的经商范围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大陆,其足迹一度出现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总体而言自唐代开始徽商就已经开始活跃,至明朝时期徽商总资产额占全国达4/7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徽商的眼光并不只放在经商之上,对于宗族子弟教育的发展也极为重视,因而徽州也是当时中国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经商致富之后,徽商会拿出一部分财富用于本族子弟的教育经费,新建学社,设立读书经费,而在提高教学的同时,也会对族中贫困子弟进行资助,以保证其教育能够正常进行,由于徽商对教育的重视,因此徽商之后也是人才辈出,如朱熹、戴震等就是徽商之后。
而晋商则指的是山西地区的商人,同徽州地区一样,由于山西地貌多为丘陵和山脉,因而也不适宜大规模的农作物种植,且在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达到了四百多万,山西的土地原先就无法充分满足种植需求,而如今人口剧烈膨胀,人多地少,在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山西地区开始出现的大规模经商的局面。
由于山西地区大量河东盐以及冶铁业、丝绸棉布业十分发达,因而晋商最开始时以贩盐、铁、丝绸棉纺织为三大支柱,迅速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由于有着的雄厚的资本作为支撑,晋商更是一度垄断中国的票号汇兑业务。
由于徽商和晋商处中国一南一北,且二者富有程度为当时明清时期之最,因而有南徽北晋之称。南徽北晋之所以能发展的如此之大,除去当时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繁荣,最主要的还是他们都重视“义利并重”以及诚信为本,因此才能获得买家的认可。
二者除经营的商品有些不同外,对于儒和贾的认识也存在不同,徽商奉行行商和教育相结合,也就是儒贾相合,但更偏于“儒”的发展,即“贾而好儒”,因此在徽商活动的区域内“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而晋商则偏向于“贾”,通过经商在行儒,即“贾可习儒,用儒于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