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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p2p理财市场不理想，万千投资人血本无归。表面上“高收益”的互联网借贷，自然也伴随着高风险，这类“理财公司”并非新生事物，早在互联网普及之前，民间的借贷组织便已呈多样化发展，并在地方社会取得广泛影响力。
民间的融资团体被统称为“合会”。最初，会员们共同储蓄，轮流享有借贷会中资金的权利，从而实现经济互助。合会初流行于乡村地区，许多创业农民通过合会来筹得第一笔启动资金。在这一过程中，合会的融资速度和灵活性令人侧目。
此后，合会衍生出多种盈利性组织，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地区流行的“抬会”：组织者（会首）与会员约定，会员一次性上交一笔会费，此后每月会首返还会员一部分钱，最后返还的总额将会远远超过最初上交的会费。这一模式与当下的P2P理财极为相似，一旦资金链断裂，会首卷钱跑路，会员们便血本无归。由此看来，作为一种民间地下金融活动，合会虽在村镇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一定作用，却也存在风险，有时更需要道德的约束，以免发展成金融诈骗组织。
在近代西南地区，存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合会，名为“十全会”。它们反其道而行，不重盈利，讲求社会慈善与经济互助，一时蔚然成风。
不同于民众富庶、经济活跃的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十全会的最初发起目的并非是为了融资创业，而是躲避灾劫。
相传，十全会最早的创立构想诞生于明末的四川阆中县。崇祯十三年，当地士绅张天文观察到种种超自然的异象，他听到天空中连续三日响起隆隆鼓声，看到桐树上长出长刀一样的枝叶，便预感到战祸将至，天下即将大变，四川人民会有大劫难。于是，张天文联络邻里，打算组成合会，共同抵抗可能存在的灾劫，该会名曰“救劫十全会”。
《创世纪》中，上帝用洪水毁灭世界，以此惩罚败坏的世人；中国古代民众亦有类似的认知，天灾人祸的产生，都可以上究到上天对于道德沦丧的人的惩罚。参加十全会的会员们，需要定期缴纳一笔会费，用于维持日常运作。十全会要做的，一方面是要劝人行善、戒嫖戒赌、敬惜字纸、息讼、放生、敬天礼神，希望能够以道德实践感动上苍，获得原谅，使劫难不再降临；另一方面，这笔会费也被用作养育婴儿、施舍棺墓、抚恤孤老、救济贫民、维护物价稳定等，这样即便灾劫真的发生，地方秩序不至于彻底崩塌，人们也不会完全无法生存。
这一防患于未然之举，在当时并未获得邻里的认同，众人只当做是危言耸听，不愿出资入会，只有一人同意加入。在此后的几年中，虽然李自成、张献忠的叛军横行天下，但阆中地区的众人平安无事，劫难并没有来，积极入会者也并未由此得到神力加持而生活一帆风顺，未入会者则讥讽张天文，认为他多此一举浪费钱财。崇祯十七年，此前已攻克湖南全境的张献忠决定再次率军西进，四川地区化作焦土，张天文等十全会众保全身家幸免于难，而未入会者则惨遭屠戮。
这一传说在后世流传甚广，直到清末，张天文仍被乡民们当做道德楷模反复宣讲。在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中，川东涌入大量移民，然而社会局势并未由此安定下来。乾隆后期，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批无地流民聚集在四川东部与陕西、湖北两省的交界处；嘉庆初，当地爆发了著名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川东再次生灵涂炭，躲避劫难成为四川人民的长期诉求。在这期间，诞生出了诺亚方舟神话的东方版本，咸丰年四川地区出版有《救生船》一书，指导人们如何通过道德修身，获取“船票”，躲过劫难。张天文组建十全会的事迹被收录于该书中，作为前朝的“逃劫典范”。
通过口耳相传和书本知识的双管齐下，川东人士开始效仿张天文的举措，于是，在晚清，十全会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了。按照《南川县志》的记载，同治五年，关公在达县的五灵山上降笔显圣，警示人们新的浩劫即将到来。亦如上帝在西奈山上向摩西显灵并颁布“十诫”，关公也告诫四川人民要奉行十种善举：“谓川人有十恶，当遭十劫，非立十大公善，不能挽此浩劫。”于是，当地的乡绅决定重新建立十全会，主要的十大慈善事业为：崇学校、设宣讲、养孤贫、全婚姻、拯疾苦、赈灾厄、助贫济、广施济、恤死亡、爱物命。与明末张天文组建十全会时独木难支不同，或许是由于关公的号召力，清代的十全会响应者众多。自达县始，川东各地纷纷成立分会。按照要求，众人在入会缴纳会费时，需要在关公神像前悔罪，并立下誓愿，今后“奉神命以施济”。
关公一度成为劫难的掌控者，川东劝善书中的配图：“青龙偃月，飞下天阙，回心向善，庶可免劫。”
新十全会的一大事业是，开设“无息借贷局”，为贫民和小本生意者放款，以使难以营生者有自食其力的一线生机，是为“预救”。对于贫民的小借贷，只需一名担保人，可分十期还清；对于小本生意者，则是凑齐十个人集资，轮流做会首，每人每年出资一股，由此集腋成裘，会首可使用当年的全部会资。在银行业难以普及的川东乡镇，资金由此在小范围内流转开来。彼时的民众还坚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在关公神力的约束下，会员们在经济问题上不敢为非作歹。
十全会融资记账用的会簿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的十全会更为壮大活跃。清末四川先是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波及，此后又有红灯教起义，战祸不断。及至民国，原有的官办救济组织停止运行，而战争局面却愈演愈烈，四川并未有唯一的军阀统管，而是各派势力打作一团。在这种情况下，“躲劫”风气更盛，而乡镇间的战后恢复和日常运营亦十分渴求十全会一类的慈善组织。另一方面，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各地的十全会开始印刷分发宣传品，鼓励更多分会成立，从四川省内的成都重庆到当时的出版业重镇上海，无数的十全会募捐册被印制出来，又送往各地。
十全会的慈善理念伴随着关公显圣的传说被偏远乡镇中的人们广为接受。如永川县商人林仿钦，即是在赴重庆进货时在客栈中偶得十全会手册一本，由此为十全会的善举所折服，遂返回家乡成立分会，不过数年，永川十全会便在当地的养老、医疗、殡葬、救济等方面多有建树。在四川周围的陕西、贵州、云南等地，亦有十全会成立，西南地区的慈善组织开始连成网络。与此同时，五灵山一度成为著名的圣地。
十全会出版的躲避劫难指南
在民国乱世中，各地的十全会无疑是乡土社会的一股清流，它们中有的积极与地方官员合作，向政府注册备案，以期取得合法身份，在放贷收债时可以有公权力约束监督。有的则坚持独立的基层路线，力求普惠到大多数人，他们的善举已融入到地方社会的集体历史记忆之中，并留下宝贵的遗产。
抗日战争期间，四川作为后方屡遭敌机侵袭，常年义诊施药的十全会成为救济伤员病患的一大势力。在1940年著名的合江大轰炸后，便是十全会为抢救和收容伤者提供了场地、药材和器械。在战争结束后，十全会的医疗人员也走向全国，如梓潼县十全会的创办人蒲辅周，在家乡时热衷于义诊、施寒衣、送棺木等慈善事业，医术闻名乡里。1955年，他受到国家征调来到北京，执掌中国中医研究院，并负责国家领导人和外宾的保健工作，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嘉奖。
笔者曾在去年遍访五灵山周边县镇，山上的庙宇正在复建，人们已不再相信劫难会降临，但关公仍有香火。至于十全会，则在当代彻底难觅踪影。或许正如曾经参加十全会的老人所说：“1949年，东方升起一轮红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解放，穷人从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十全会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之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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