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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式》是宋崇宁二年（1103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李诫，是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木经》的基础上编成的。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
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是此书的忠实粉丝不但几乎用其半生的研究为其注解，而且给儿子起的名字也与此人有关。
1925年，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梁思成首次见到《营造法式》，那是在陶湘本《营造法式》出版后不久，由其父梁启超寄来的。对此，梁思成回忆说：“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着，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1931年，梁思成与林徽因从东北大学转到中国营造学社后，开始系统研究《营造法式》这部“天书”，力求诠释并绘制插图，使现代人特别是建筑学家与工程师能够看懂。由于历史久远，缺少实物印证，再加上许多建筑学名词术语多有演进变化，梁氏夫妇选择先从清工部颁发的《工程做法》着手，因为清代建筑在北平有实物可考察，而且还可以就近向老匠师求教。
1932年，梁思成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为深入研究《营造法式》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就是从这年春天开始，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外出调查，寻找宋代建筑实物加以印证。在此后十余年间，营造学社同人调查了约两千余项古代建筑，其中唐、宋、辽、金木结构建筑将近40座。通过对这些实物的测绘，他们对《营造法式》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由此，梁思成被誉为近现代研究《营造法式》开山第一人。
《营造法式》诞生的背景是北宋立国已经百年，国家大兴土木，宫殿、衙署、庙宇、园囿的建造规模盛大，而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贪污不断且屡禁不止，致使国库不堪重负。因而亟待制定建筑的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的定额标准。
《营造法式》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了解，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还知道现存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椽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栿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
李诫本人在编写《营造法式》之前，积累了10余年负责建筑工程的经验，并在将作监工作了8年，还以将作监丞的身份负责五王府等重大工程。他广泛参阅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为编写此书创造了良好的主客观条件。
更重要的是，李诫并非一般的文人与官员。他擅长绘画，据北宋程俱《北山小集》卷三十三记载，李诫“善画，得古人笔法”。“上闻之，遣中贵人谕旨，公以《五马图》进，睿鉴称善”。他的“图样界画，工细致密，非良工不易措手”。他还善于画马，并著有《马经》三卷。这些绘事上的才能对他接受《营造法式》这一重任，总体负责其中各类建筑图样的绘制，起到了重要作用。李诫十分博学，他研究地学，著有《续山海经》十卷；他研究历史，著有《续同姓名录》二卷；研究文字，著有《古篆说文》十卷。正是由于具备这样博中有专的基础，李诫出色地完成了《营造法式》这一旷世之作的编撰工作。
先秦时期，我国的工程制图中采用的是细实线、粗实线两种线型并用，到了宋代时期，工程制图主要使用细实线。以《营造法式》为例，其特点为在同一张图样中，图线的宽度基本相同。而当粗实线和细实线并用时，线型各自一致，重点突出。这种图绘传统一直延续到晚清，并影响到今天。
《营造法式》中的图形一般绘制在每页下方，图样名称位于右上方。图上的字体美观，多用欧阳询体。宋版图书所用的字体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源泉，我国现行工程制图采用的字体就是以仿宋字作为标准，而仿宋字就是根据宋代刻本上的字体加工而成，由此可见宋代木刻印刷传播的源远流长。
作为一部北宋官方推出的建筑技术与施工标准规范用书，《营造法式》中所强调的标准化、模数化思想在当时的建筑中产生了重要作用，也对其他实用艺术产生巨大影响。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与思想的集大成，它以木建筑结构为本位的标准化、模数化的工程图学观，显示出宋朝领先于当时世界的建筑图像学成就，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建筑影响深远。《营造法式》还对后来的具有图谱的建筑著作启发很大，如清代乾隆十二年（1734年）颁布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即参考了其中的格式与做法。
《营造法式》与600多年后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相比，从图样表现、估算工料、结构设计等各方面来衡量，前者依然比后者高明，不但图像丰富，估算准确，体例灵活，而且内容丰富，阐述精确，堪称中国古代最为优秀的建筑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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