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美术源自于社会劳动生活和创造,与节日、习俗、信仰、禁忌等民俗文化紧密相连。民间美术活动的主体往往对当地的民风民俗非常了解,集中反映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对于民间美术传承主体保护的实质就是注重“人”的价值。任何一项文化遗产都凝结着传承人的技艺和智慧,解决传承问题,首要即是传承人的问题。
民间美术同其他民间文化一样,口传心授是其主要的技艺传承方式。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民间美术原有的基于师徒、父子关系的传承方式受到巨大的冲击。同时,剪纸、刺绣、泥塑、风筝等民间美术技艺,往往耗时长,经济效益低,这也影响了大众对其艺术价值的公正判断。2017年,美国学者理查德·E·奥克乔出版的《手工艺大师:新城市下的老行当》一书研究了美国大城市中出现的手工艺复兴现象。作者指出在美国当代社会,人们认为的“好工作”是以知识和技艺为基础的,因此,许多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选择了那些传统上被认为地位低下的手工劳动为职业。这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民间美术传承主体的保护以及民间美术技艺的传承和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
笔者认为,对于民间美术传承主体的保护,除了在政策上给予扶持之外,还可以使传承关系变得更为开放和主动,使传统手艺所体现的人性受到关注和彰显,提高民间美术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认同,从而激发传承人对于传承民族传统技艺的持久积极性,以及整个社会对优秀文化遗产的尊崇和喜爱。
“一方水土一方人,十方唢呐十片天。”这句从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谚语告诉我们,大地是生命的温床,也是文化的摇篮。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也具有不同的环境、宗教、民俗及生产、生活习俗等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地缘性对民间美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民间美术的多样性及其他特性差异。例如,就自然环境而言,景德镇的陶瓷离不开浮梁县高岭村的高岭土,福建寿山石雕离不开寿山石,浙江嵊县竹编离不开嵊县的竹子。各个地区社会人文环境也不尽相同,例如,同样是民间剪纸,由于不同地区的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不相同,河北蔚县剪纸的技艺与作品风格便与陕西安塞剪纸大不相同;以年画为例,天津杨柳青年画与山东高密扑灰年画也大异其趣。手工技艺的本质不是工具所蕴涵的技术性,而是个体的技能、技巧。任何一种民间美术如果离开了其所属地域,便失去了它的独特性,也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也就谈不上对它的保护和发展。
但是强调民间美术的地域特色,不是要建立“封闭”的生态保护空间,而是要通过合理规划自然生态和社区文脉,在乡土文化的承袭与言传的基础上,出于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突出文化基因的目的,寻找手工艺文化在当代合理再生的可能性,发展可持续的艺术生产方式。过度“脱域化”的价值介入,终会导致文化特性衰减和文化趋同。而对于民间美术在地化的保护,可以通过诸如创意乡村和民间美术的价值叠加,来带动当地的文化和经济发展。
目前的民间美术遗产保护与传承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要求遗产按照传统的文化模式延续,强调遗产的不变性,保持其“原生态”的特点;另外一种是要求遗产按照消费社会的文化模式延续,强调遗产的可变性。两者的核心问题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的认知不同。事实上,“活态性”是民间美术的灵魂,对民间美术进行“活态性”保护,最终要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主要目的。
所谓“活态性”保护,首先,要切合手工技艺存在形态和传承特点;其次,要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规律的社会文化实践。这意味着受保护的传统手工技艺同样要参与创造当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实践,也只有在真实的劳动实践中,作为传统手工技艺活态形式的民间美术,其价值才能真正被延续。
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民间美术不应被束之高阁,而应参与到现代社会生活中来,社会生活的改变决定着民间艺术在表现方式、表现风格上的改变。正是因为民间美术具有“活态性”的特点,它必须是“活”的文化,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脱离了社会生活的环境,必然会失去它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保护民间美术要不断赋予传统的遗产形态以合理适当的现代内涵,通过发掘,激扬和彰显其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与作用,包括直接服务于当代人的精神与物质生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