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看战国时的人如何击剑、斗鸡、玩音乐？

　　玩是人类的天性。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和休闲娱乐活动也日益丰富。《战国策·齐策一》说在齐国都城临淄，百姓的娱乐活动有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种类繁多，至于王公贵族的娱乐活动就更加华侈与多彩。由于项目众多，所以本文只是对这些娱乐活动进行简单划分后择要介绍。

　　运动类

　　这类项目需要人们亲自参与进去，有些运动量还很大，如狩猎、蹴鞠、投壶、击剑等。

　　狩猎本是人类最古老的谋生技能，后来成为重要的礼仪和娱乐活动。《周礼》将君王在四季不同的狩猎活动分别称作春搜、夏苗、秋狝（读xiǎn）、冬狩。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一般是在自己的苑囿中狩猎放养的麋鹿。大国君主的苑囿往往面积广阔，如齐宣王之囿方圆四十里，而滕国的国土面积“绝长补短”才方圆五十里（《孟子·滕文公上》）。士大夫和平民一般是到郊外的山林打猎，猎物是飞鸟和兔子。当时有句谚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弋射飞鸟和追逐狡兔是很考验狩猎者技术水平的。

　　弋射也叫矰缴（读zēngzhuó），指用带细绳的箭射鸟，这样便于寻找射落的猎物，还能节省箭矢的消耗。弋射高手往往追求射得更高，《列子·汤问》记载，蒲且子曾用“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读cāng，类似大雁的一种鸟）于青云之际”，所谓把箭射到“青云之际”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不过也反映出确实有人能将飞翔在高空的鸟类射落，而且一些高手还能够“一箭双雕”。

战国嵌错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上的弋射片段（拓片）

　　与弋射飞鸟具有相同难度的是追逐“狡兔”。狡兔善跑，《韩诗外传》记载，齐国有一只“狡兔”，一日能跑五百里，“虽良狗犹不及狡兔之尘”。且“狡兔三窟”，颇难捕捉，所以追逐狡兔一般需要猎犬的配合，当时最有名的猎犬是“周氏之喾”、“韩氏之卢”（《说苑·善说》），“喾”和“卢”是猎犬的名字。策士曾不无夸张地形容良犬追逐狡兔的情形：“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战国策·齐策三》）在这种斗智斗力中，狩猎者别有一番乐趣，所谓“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淮南子·原道训》）

战国狩猎画像纹高柄壶上的狩猎片段（拓片）

　　蹴鞠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活动。鞠是一种用皮革制作的球，里面用较柔软的东西充实；蹴就是踢的意思。当时具体的比赛方式，由于史料缺乏，不好随意揣测，但肯定是简单且有趣的。《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平生就喜欢斗鸡、蹴鞠这些活动。

　　投壶原本是贵族宴宾时的一种礼仪活动，《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中都专有《投壶篇》记载投壶的规则和礼仪。后来演变为大众化的娱乐项目，男女都可以参与。所谓投壶，就是把从远处把箭投到一个窄口的壶里，看谁投进去的多。汉代的《东观汉记》说“对酒娱乐，必雅歌投壶”，其传统也是从春秋战国流传下来的。

　　击剑则是相对小众的运动。佩剑原本是贵族身份的象征，近身战时也作为格斗的武器。到战国时期，击剑则变成了一项兼具体育与娱乐的运动，如滕国国君滕文公就喜欢“驰马试剑”（《孟子·滕文公上》）。当时赵、卫一带的剑客颇为有名。《庄子·说剑》载：“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赵国榆次（今山西榆次市）有剑客盖聂，邯郸有剑客鲁句践。司马迁自述其先祖有在赵国传授剑道的，并且还著有《剑论》一书。卫国人荆轲也是“好读书击剑”。

　　大家都知道田忌赛马的故事，其实“赛马”的说法不对，应该是“赛车”，这种娱乐活动在当时叫做“驰逐”，比谁的马车跑得更快，比赛双方往往重金下注赌输赢。比赛者的驾车技术其实都差不多，其实主要是看谁财力雄厚，能买到更好的马匹，所以《盐铁论》说：“博戏驰逐之徒，皆富人子弟。”有些富人子弟嫌赛车不过瘾，就玩“毂（读gǔ）击”，即驾车相互追逐撞击，追求那种惊险刺激。

　　观赏类

　　这类项目参与性较低，包括滑稽表演、斗鸡、摔跤、杂技、舞蹈等。

　　当时王公贵族常蓄养俳（读pái）优进行说唱逗乐表演。俳优一般是男性，特别是体型矮小的侏儒，他们更容易引人发笑。所谓“钟鼓竽瑟之音不绝”，“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乏”（《战国策·齐策一》）。俳优们往往才思敏捷，风趣幽默，有些人甚至能够讽谏君王，《史记·滑稽列传》就收录有多位俳优的事迹。如秦国有一位叫做旃（zhān）的侏儒，担任宫廷俳优，人称优旃。秦始皇曾打算扩大苑囿，优旃假装赞同说：“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大笑，于是作罢。

四川汉代俳优俑

　　摔跤最初是一种军事性的礼仪和娱乐活动，叫做“角力”。《礼记·月令》记载，在农闲时节，“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后来演变为一种娱乐活动，秦国称之为“角抵”。《史记·李斯列传》载，一次李斯求见秦二世，秦二世“方作觳（读hú）抵优俳之观，李斯不得见”。“觳抵”就是“角抵”。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木篦（读bì）上就绘有角抵图，右边二人对搏，左边一人旁观。三人装束相同，都是束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腰系长带。这应该是当时职业摔跤者的打扮。

　　战国时期还出现了杂技表演。《列子·说符》记载，有一个走江湖卖艺的兰子曾给宋元君表演杂技，他把两根比身体长一倍的木棍绑在小腿上，一边快步走一边依次将七把剑抛到空中，接住落下的宝剑后继续往上抛，七把剑在空中形成一个绚丽的椭圆。宋元君赞赏有加，赐以金帛。

　　音乐类

　　战国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乐器达上百种。古人根据乐器材质和声响的不同，将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称为“八音”。如钟的材质是青铜，属于金之音；磬是石制；埙用陶土烧制；各种鼓的材质都是皮革；琴、瑟等弦乐器属于丝之音；柷（读zhù）是木制；匏指葫芦，能发出匏之音是有竽、笙等；竹制的乐器则有箫、笛等。《荀子·乐论》描述不同乐器发出的声响为：“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箫（当作“肃”）和，筦籥（读guǎnyuè，筦同“管”）发猛，埙篪（读chí）翁博，瑟易良，琴妇好。”就是说鼓声高亢猛烈，钟声浑厚洪亮，磬声清越明朗，竽、笙之声庄敬和谐，管、籥之声昂扬粗犷，埙、篪之声浩瀚磅礴，瑟声和悦，琴声柔美。

　　王公贵族府中会养有乐队，宫廷乐队则尤为庞大，如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了钟、磬、鼓、瑟、琴、笙、篪、箫共8种124件乐器。青铜编钟、石编磬沿室内的南、西、北三面墙壁立架悬挂，鼓、瑟、笙、箫等则列于室中。演奏时需要数十人的合作，一般是在大型宴会上进行表演，即所谓“钟鸣鼎食”。

战国曾侯乙墓编钟

　　在乐队中，竽的地位非常重要。当时的音阶有五种：宫、商、角徵、羽，竽为此“五声之长”，“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韩非子·解老》）。据说齐宣王喜欢听三百人合奏吹竽，于是就给了南郭处士滥竽充数的机会。

　　在演奏乐器时，往往会伴有歌舞，如“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淮南子·泰族训》）。当时有很多闻名于列国的歌者，《列子·汤问》记载，薛谭向歌者秦青学习唱歌的技巧，自认为学到所有技巧后，告辞离去，秦青给他饯行时，“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惭愧不已，继续追随秦青学习，“终身不敢言归”。还有一位著名的歌者叫韩娥，她曾在齐国都城的雍门卖唱，她离去后，“余音绕梁欐（读lì，房梁），三日不绝”。这些歌者甚至还能改变民俗，《孟子·告子》说：“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緜（读mián，姓氏）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无论是贵族出身的屈原、项羽，还是平民出身的荆轲、刘邦，他们都能引吭高歌，还会自己填词。唱歌可以说是当时最大众化的娱乐活动了。

　　益智类

　　战国时期士大夫中最为流行的游戏有两种：六博和围棋。围棋也叫弈，所以两种游戏连称为“博弈”。孔子就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意思是人不能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即使玩一玩六博和围棋，也总比什么事也不做要好。

　　六博也叫博戏或陆博，由棋盘、棋子、博组成。棋盘呈方形，一般长30-45厘米。棋盘上有行棋的曲道，呈“┏”“┓”“┳”等形。棋子分黑白两色，双方各有六枚棋子，一枚“枭”和五枚“散”。博也叫箸，有六根，所以棋的名字叫“六博”。博是木条或竹条的，其上刻有数字或文字，被称作“采”。玩法就是“投箸行棋”，即根据投掷出来的博上所显示的数字或文字说明来行棋。人们在投掷时往往大声喊自己想要的数字或文字，叫做“喝采”。后来人们又发明了骰子，提升了玩游戏的效率。

　　玩六博既需要实力还需要运气，要是遇到棋品不好的人，两人还容易打起来。荆轲曾和鲁句践玩六博，两人“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通“默”，默默地）而逃去”，从此不再见鲁句践。

　　当时的益智类活动还有猜谜，也叫隐语。《史记·滑稽列传》说齐威王继位之初耽于享乐，不理国政。“滑稽多辩”的淳于髡知道齐威王喜欢隐语，就用隐语进谏，谜题是：“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通“飞”）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齐威王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当时还有猜谜语的专用书，叫“隐书”。《新序·杂事二》记载，一位来自无盐（今山东东平县境内）的丑女给齐宣王出了一道谜题，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反复琢磨，还是猜不到。只得再把丑女请来公布谜底。

　　战国时期娱乐活动在娱乐性与多样性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围棋等游戏和大量乐器一直流传至今。在这些娱乐活动中还产生了“博弈”、“喝彩”、“滥竽充数”、“一鸣惊人”等大量的成语和典故，真可以称得上是“玩出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