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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君主制统一王朝。从1368年明建国，到1644年清兵入关，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1912年宣统皇帝宣布“逊位”，皇帝制度告终，前后横跨七个世纪。
美国人做中国学研究，往往习惯于大跨度，题目做的是近现代，却喜欢从1368年说起。他们认为，要知道中国今天做什么，可能做什么，对某件事可能会有什么反应，必须先了解明清人做事的习惯，明清制度的运作。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离现在最近的明清，国内外都很关注。
为什么会有一个“明清史再认识”的问题呢？
不搞史学的人的可能不太理解，历史虽然是客观存在过的，但对历史的认识却始终是开放的。我欣赏这样的说法：“历史学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这就肯定了有历史学家主观介入的成分。同时，它也是现在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说到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永远是从现在的情景、现在的认识水平出发去回溯的；人们之所以对历史有兴趣，终究是为了现在和未来。这一点就能够充分说明，人类在往前走，人类的认识在发展，历史就永远处在不断地被再认识、再解释之中。
一、反思再反思：认识视角的变化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绵长的古国，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也最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五千多年而不中断，与我们能够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有关。秦王朝被项羽、刘邦灭亡没多久，贾谊就写出了《过秦论》。它之所以成为传世名篇，就因为贾谊对秦王朝灭亡的总结很深刻：“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也就是说，秦始皇和他的继承者不懂得形势的变化，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是两回事，前者靠强力取胜，后者要靠施仁义、收人心，把老百姓安顿好。
明朝刚灭亡，即刻就有人出来反思明史，这就是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三大思想家。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我的乡贤。顾炎武思想，被人引用得最多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次便是有关“亡国与亡天下”之论。先生认为“亡国”仅仅是政权易手，可怕的是“亡天下”，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跟着生灵涂炭，那才是最悲哀的。我把这一思想称为“天下观”。
现在要进一步探究，顾炎武“天下观”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是“民为邦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人为本”。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话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先生所期望的政府是“有土且保民”。仅仅拥有土地，是谓“有土”；而能确保老百姓衣食有余而知荣辱礼义，是谓“保民”。“有民斯有土”，得民心者，方可称“有天下”。
所以使先生感到痛心的是，明政权是可以不亡于清人之手的，它是亡于自己不能“保民”，失民心者“亡天下”。先生在《与友人论学书》里说，学者治学不能蹈入空虚，必须“有本”；这“本”就是“行己有耻”。自己吃得差些、穿得差些，不必以为“耻”，但必须时时想到“匹夫匹妇”。假若普通老百姓的吃与穿没有解决好，没有享受到治政者给的实惠，就应该引以为“耻”。所以“保天下”的宗旨，对学者应该是治学为民，对官员应该是执政为民。这样的思想，正是从对明朝历史的总结中得出来的。
对清史的认识，在清朝还没有灭亡之前，已经开始发生视角的变化。从1840年开始，中国一再败于列强的“船坚炮利”，原有的“天朝优越”的自信力终于遭到了严重的动摇；史学家更是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有难以自存乃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种情景下，对明清史认识、评判的角度当然就不同于过去。
在这样的情景下，回溯明清历史，批判必然是主流——其中不过有缓和与激烈的不同。认定明清已经走到封建社会的末路，与欧洲历史相比，它已经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其根子便是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不更弦改辙，就不可能走上欧洲已经实现的现代化之路，这些认识基本上都相似。
百年过去了，我们从实践所得的东西要比原先的理论丰富得多，体会到过去来自欧洲的理论，有些对我们有用，有些则与中国的实际不符，因此对明清史的认识，自然就会有许多新的检讨。择其要者有：
一是对“革命”“批判”做法的检讨，觉得走过头就会变成虚无主义，对自己的历史缺乏同情理解的态度——一个国家，不要说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它的存在，总有一种“历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经采取的治国方略，总有一定“合理性”，也包括当时不得不如此的道理。否则，它的存在，就成为不可理解的怪物；而想要前进、改善，也无从措手，最坏时，还会病急乱投医，用错药方子。因此，有必要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全面地鉴别和分析明清历史的实际状况。
二是对历史考察的方面大大扩展了，原来史学的重心始终是政治史、人物史，现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都逐渐在深入展开。从表面看，站在历史的前台，容易被历史学家注意的最活跃的人物总是少数；但在历史人物的背后，或者说海平面下的“海洋的深处”，是结构的历史。所有人与人相处关系的社会规则造成的结构，比个人的作用不知要大多少。它们具有更深远的作用，不改变这种海平面下的结构，个人再有能耐，也得受这个限制，想做也做不了。这种对历史的感知，实际上也拉近了所有人与历史的距离，说明“人人都处在历史之中”。
二、统一的巩固：对明清政治史的再认识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看，明清两代最大的特点，就是解决了分裂割据的大难题，五百多年里，统一的局面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统一巩固了，而且还有重大的发展。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避免了像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那样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民族分崩离析的结局，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像恐龙灭迹了，可大象生存了下来。究其原因，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文字、货币、度量衡统一。但那个中央集权体制开始也不是这样稳固的，历史上几次大分裂（累计也不少于五百多年）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北宋开始，到明清最终稳固下来，是总结了前几次大分裂的教训，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条：
第一，军队走的是中央常备军职业化的道路。说得简单些，中央常备军是职业化的，单独成一系统，分成若干军区轮流驻守边防与各地重镇。军区只负责平时的军事训练、士兵管理。兵部负责人事管理，纯粹是个行政部门。遇重大战事，则由皇帝直接任命文官统帅，打破军区界限组编军队。事毕，军人归营，统兵权交回皇帝。所以，明清时期很难产生像魏晋南北朝、唐末那样的军阀（清末又当别论）——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把行政与军事截然分离，治民不治兵，治兵不治民。
第二，打击地方豪强，不容许地方集团性势力的崛起。严格地说，像西欧那样的贵族在中国早已被消灭在东周时期，从此中国无（世袭）贵族。做到这一条，是有一系列的措施配套的：科举制从真正意义上切断了特权世袭制，官员不论出身，是考出来的，高度流动；本地人不得任本地官的回避制度，别子分居以及土地限额的规定，使宗族势力不容易形成巨大的经济实体和社会实体，后来的宗族制都只是以祠堂祭祖和同族互助的形式延续下来，而不是庞大的人口地产实体；家兵、私兵被取消。总之，在中央至地方的垂直系统之外，不容许有横向的地方集团势力存在，也是重要的一条。
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应该说是非常周密的，因此大国一统的局面才得以长期维持而不致坠落。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人物，遇到的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不是清朝政府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奈何的困境，怎么也不能设想会让汉人做督抚，且兼领兵，兵又是地方自募的集团军——湘军、淮军。当时就有人不理解，这些大人物为什么不乘机反清复明？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就自动大批裁减湘军，并让曾国荃交出了兵权。是曾国藩“愚忠”吗？我不相信。从曾氏的各种议论可以看出，曾国藩怕的是“天下大乱”——他熟读史书，知道宁愿保留一个不满意的“君主”，也比“无君”的局面可能付出的代价要小。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长必有短，有利必有弊。用西方的话，上帝是最公平的，他不会故意优待任何人，也不会故意刻薄任何人。像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大国，管理上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大有大的难处，必然要付出成本、代价的。要而言之，大约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政府，特别是皇帝，注意力的重心始终放在政治上，实际是权力的分配和防止权力失衡上，以政治斗争为中心，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小平的这一条是对中国历史的重大突破，非常之伟大。
第二条，财政费用巨大，负担沉重。光军队的负担就不得了。到明末，全国的财政收入全用在军费上还有三成左右的缺口，不得不加税加费。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开支，也是别的国家不可想象的。这些情况外国人不太了解。例如一位美国学者估算，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西欧从中国购买丝、棉、茶，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左右，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10000吨白银就是中国的32000万两，以百年计，年平均流入中国为320万两白银。这一数字初看惊人，因此这位美国学者推想，这么巨大的白银货币涌入，一定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扩张，所以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比任何国家都强大。他不知道，这点白银对中国政府真还不算什么。明朝仅北部军事地带各项费用支出总额每年就需要350万—450万两；皇室消费及各项赏赐每年也不下220万—250万两。我最近看到明朝最后一任财政部部长给皇帝的报告，那时全国各项财政的总收入是2100余万两白银，收支相抵，赤字还有537万两之多。那时，江南松江、苏州、常州三府是全国赋税最重的地区。我算过，三府占全国面积约千分之三，耕地约占百分之三不到，财政负担却是全国的百分之二十四。
所以，第三条，就是毛泽东当年说的，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都能发挥得好，始终是我们这个大国的大难题。到明清，东南地区要求维护地方权益的呼声比过去高了，历任江南巡抚在奏折中也叫苦，实际只是遇到灾荒才得以减免，其他都只能遵旨行事。
第四条，地方上豪富发展不起来，特别是工商阶层。这方面的情形很复杂，到明清，国家财政收入中工商的比例明显提高，还有官商勾结、官僚刻剥的问题，更有皇帝因临时重大需要无规则地随时征收（加税或捐助）的问题，等等。
三、发展与不发展：对明清经济史的再认识
近两三年，有两本美国学者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翻译过来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一本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本是彭慕兰的《大分流》。他们认为，世界史学一直被一种叫作“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占据着。我也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是从欧洲历史的归纳中抽象出来的。在这种抽象的过程中，欧洲历史的因果关系变成了一切国家都必须这样而不那样发展的普遍公式。这种多少有点霸权主义色彩的理论，致命的弱点便是舍弃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多元发展的复杂性。现在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历史，有许多就是跟那些教条不符合的。
例如，我每次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精神震撼。战国至秦汉间活跃的长途贸易、私人盐铁工业的雇佣规模、金融货币借贷的早慧，都是我们用东方“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概念无法容纳的。更令人惊异的是，像范蠡、白圭这样的富商，他们通过贸易操作，针对市场价格的季节波动和地区差价，顿悟出的贸易规则简直可以看作对市场价值规律的最早发现。白圭的贸易经验是：“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在粮食丰收的时候，用丝漆去换粮食；到出蚕茧的地方收购茧子，给他们粮食，再加工成生丝卖出。他根据中国气候变化的规律，能推算哪年丰、哪年歉，然后比别人领先一步决定收购或抛售粮食。他说，我做贸易，就像姜太公用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如果智慧不懂得随机应变，勇气做不到当断必断，胸怀达不到该取即取、该放即放，做不到面对任何诱惑意志都不动摇，想跟我学做生意，没门。
近二十年来的阅读，使我多有感触，历史上许多实例无一不在说明，亚当·斯密说的“利益最大化”倾向，马克斯·韦伯说的“经济人”理性，在中国古人身上并不缺乏。太史公对经济的认识，诸如“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特别是认为人追求物质利益是任何大道理都不能改变的，最好的办法是因势利导，其次是教育、规范和管理，最差的就是与民争利。假若隐去其名，用新式“话语”修饰得更难读些，简直完全可以冒充某某“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由此可知，就对市场需求的感受、对价格波动的认识、对赢利的机智追求而言，欧洲人并不是先天性地就一定独占“花魁”，古代中国人的智慧一点也不落后（明清的商人书籍可以继续证明这一点）。
假若“反欧洲中心主义”变成了否定中西历史比较的必要，就是矫枉过正。中西比较是必要的，而且不仅仅是经济的比较，还必须进行整体历史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比较。以谁为“中心”这话本来就不妥，但相对的强弱优劣，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是随时而变。我对《大分流》不满意的地方，也在这里。
明清江南确实在那个时代可算是经济发达的，什么原因？假若说微观经济往往仰赖于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新开发而“豁然开朗”，那么宏观经济则更多地要靠空间流转扩展宽度和深度而“海阔天空”。因此，我对《大分流》用“大空间观”解开西欧突破之谜，禁不住击节叫好——即便欧洲向现代转变的条件“万事俱备”，没有“进军美洲”开拓新的资源和产品市场（还有金银货币），犹如缺了东风，演不成“火烧赤壁”，也就不可能产生由西欧领头经济“全球化”的精彩。可《大分流》不懂得，明清江南经济的独特发展，原因正与此类似，结果却大不一样。
17—18世纪江南经济优势区位的取得，靠的是丝、棉及其纺织制品向外部空间的扩展，也就是说，城乡兼业的家庭手工业经济模式，在市场上赢得了发展的先机，抢占了当时国内谁也无法与之相敌的内外市场最大的份额。当然，这种优势的获得需要许多其他条件的配合，但假若缺乏了市场空间这一关键要素，只是就地产销，江南先进的经济地位根本就无从谈起。
江南的丝、棉产品，有两个大市场圈。一个是全国性的市场圈，主要的消费对象有两类大户，一是全国各地的官僚、地主、豪富乃至边远地区少数族的酋长、头领的私人性家庭或家族消费，一是政府订购、采购用以行政、军事、赏赐、朝贡的“财政性”集团消费。另一个就是海外市场圈。我还是相信，在“海通”之前的17—18世纪，前者的消费总额要大得多，后者受到极大的限制；其中政府财政性的集团消费和变形而来的官僚消费比例不容低估。评估国内市场的经济效果，必须看到一种欧洲史学家很难理解的特殊性，即“江南重赋—政府、官僚高财政费用—巨额的集团消费、官僚消费—江南棉丝收益—江南重赋”这样一种特殊的产品货币间的循环回流，加上吏治的法外勒索，决定了江南小农家庭和工商业者投资能力的增长非常有限，生产者人均收入绝没有《大分流》估计得那么高。这往往就是外国学者看不懂的地方。
再说，17—18世纪西欧市场对中国江南丝、棉产品不是需求正旺、依赖甚大吗？那时的中国政府何以不能直接掌握海外贸易的主动权，抢得经济发展的先机？假手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乃至亚洲（菲律宾、日本）中间商，不说是“为别人烧香开庙会”，至少从利润收益最大化原则来考量，是非常不合算的。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像英国那样，鼓励并支持船队直接经营至西欧的海外贸易，掌握主动权，然后从巨额出超中赚取更多的“白银资本”，以谋跳跃式发展呢？沿海走私商（海盗）的活跃说明民间并不缺乏经济的冲动。无论是从造船水平，还是从远洋航海的种种技术要求来看，当时中国都居先进地位，恐怕也是不会有多大的异议。近几年有关谁首先发现新大陆，国内外都有郑和先到达美洲的“新闻”，沸沸扬扬，证据真假莫辨。但也可以追问：即便我们在国内也发现了明代远洋航海地图，其上载有美洲的地名；即便是郑和，或者不是郑和，而是中国的走私海船率先到达了美洲，有人住了下来，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产生像英国那样的影响吗？因此我们不能不继续拷问：这样的“偶然”为什么中国没有抓住？为什么那时的中国非得在世界贸易中扮演被动、陪衬的角色呢？我认为，其中大有缘故，需要问责于当时中国的制度，而这些恰恰被《大分流》明显忽略了。
因此，我们回到长达五百多年明清中国经济叙事的角度做全面的考察，可以有足够的史料证明：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从来不缺乏经济理性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成见；但这种经济发展在制度方面受到的制约也是明显的，因此虽不断有发展，但发展有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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