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起先是用于纪念和祭祀某些伟人的场所,一般是对已故之人,对于在世的也偶有建祠,称为“生祠”。
如《汉书》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及时祭礼不绝”。随着魏晋南北朝名门望族的出世,祠堂也逐渐普遍化。但,自从科举制的兴起以及望族的消亡,民间祠堂又开始没落,特别是五代至北宋时期,百姓居无定所,祖先的祭祀则仅限于每家每户的正堂。
整个宋代,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文人的异军突起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得儒家理学得到了广泛普及,而宗祠的再次推广多赖南宋时期的朱熹。
朱熹在《家礼》中谈到,“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其宗旨是希望有识之家应建立宗祠祭祀祖先,以扬宗功祖德。此外,朱熹也提出了详细的宗祠规制,有钱之族“祠堂之制为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亦可”。
“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如此在朱熹的倡导下,朱熹理学文化影响下的江西、福建、浙江便在民间掀起了宗祠修建之风,而当时福建适逢经济文化大发展时期,进士辈出,海外贸易发达,大量的文化输出也使得宗祠文化传播至福建之外。
以宗祠之名,一般用于祭祀开基祖或较前世的祖先,大有一地同姓祖祠的意味,故现存地区同姓总祠一般都用“大宗祠”作为尾缀。
而家庙的产生则相对宗祠要晚些,家庙的源头包括宗祠和宗庙,宗庙本是皇权特有的,但随着宋代忠君仁爱思潮的扩大化,大家与小家得到兼顾,朝廷也允许部分高级官员设立自己的家庙以祭祀自己的祖先。
于是别于宗祠的同族共祭,某宗祠的某人家如有高官产生时,得以以高官的名义设置独有、小众的家庙以自我祭奠,久而久之这种家庙便也成了宗祠的功能而流传于世。
因此,宗祠与家庙的区别在于,家庙设立之前一定有过高官,而宗祠则不需要:先有高官才有家庙,先有宗祠才有高官。因此,曾经高官比例较高的浙江、江西和福建便成了家庙的高发地,而其他地方则多见宗祠。
当然像家谱祠堂家庙等,每一个地方都还有独特之处,上述的情况多指南方祠堂与家庙的区别。
而在北方特别在皖北一带,因为历史等原因,祠堂、家谱毁之甚多,每一个乡镇都难寻一座祠堂,但是家庙就很多,这种家庙几个村庄就有一个,或者规模宏大或者就是一间小矮屋,供奉的一般也不是自己的祖先,多是各种道教神灵。
这种“家庙”是有区域和姓氏之分,如某某村某某姓家庙,每年庙会也是依托家庙存在,在临时戏台旁边不远处必定有一个家族的家庙,可能只是历史上在这里存在,如果村子里有两个大的家族,又都有家庙,那么唱社戏就精彩了,因为两家都会攀比的。
同时本家族的人如果事业不顺或者生病又不能通过常规的方法医治,就会带上香烛去家庙里,许愿以求更改命运。家庙也成为维系族人团结和感情依托的地方,这一点和祠堂的功能有点类似。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跟南方的家庙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这种“家庙”是将祖先崇拜和民间信仰合二为一的存在。